她看过书，也写过诗，跟了一个臭小子十五年！

自从她和他偷跑的那天起，她就没想过要回头，结果对方最后给了她四个字：“咱俩不合。”

高君曼，这位将门闺秀，生在1886年，家住安庆。她老爸高登科可是个了不起的武将，清末把守安庆，那是先当协领后做统领，带着兵丁捍卫城墙！

母亲亓氏是高登科的老伴，家底干净，人也温柔得像个小绵羊。

高君曼有个姐，叫高大众，比她大了整整十二年，性格憨厚，识字不多。虽然俩人同爹不同妈，但感情还挺不错的。

家里对君曼可是一味疼，六七岁就把她送进私塾，后来还直接把她送上了北京的高等女子师范！

那时候，姑娘们读书的机会少得可怜，能考上师范的简直是凤求凰！

高君曼可真聪明，背诗飞快，练字还特别讲究。老师说她像个小男生，同学们则觉得她挺敢的。家里人老觉得女孩子别太张扬，可她就是听不进去！

新潮教学搞出来的，不仅有书本里的东西，还有脑袋瓜子里的灵光。

她在看《天演论》，听别人说革命的事，偷偷地爬上电脑写文章投稿，还悄悄去男校溜达听课程！

高家表面上老古板，但心里面也得认，咱这姑娘将来肯定呆不住在绣坊里！

她二十二岁的时候，运气突然来了个大转弯。

这一年，她去姐姐家串门，地点在上海，姐夫叫陈独秀，是个地道的安徽汉子，负责编辑《安徽俗话报》，酷爱写稿，脾气火爆，交际广泛，嘴巴犀利无比，那年他刚踏入三十岁的大门。

高君曼和他第一次真正搭上话，是在那阳台上闲聊的。

她问他：“你咋就那么迷鲁迅呢？”

他咧嘴一笑，回答道：“因为他这家伙比我更狠！”

之后两人聊得热火朝天，姐夫突然像个老友，又像个教授，最后居然变成了——爱侣！

1909年年底，有一出大戏，上演了！高君曼对家里说，她想在上海多待几天，结果她姐姐竟然没给她泼凉水。

结果一个月过去了，人没影，信没音，再有小伙伴送信来，内容简直像炸弹一样让人惊掉下巴！

她非得和陈独秀搭上红线，消息一到安庆，高家直接炸了锅！

老爹气得直冒烟，老妈一听就晕了，大家伙儿也都惊呆了——老公跟小姑直接跑了，这话真说不出口！

陈独秀这家伙也没啥好隐瞒的，1910年春天，他和高君曼直接扛着行李搬到杭州，随后又跑去上海，俩人光明正大地凑在一起过日子。

陈独秀说，他们是真心相待，不怕外界流言，但咱这事儿可不是讲道理的问题，而是脸面的问题！

那会儿，姐夫和小姨子搞到一块，地方报纸能连续报上三天，茶馆里的老头老太太能唠叨半个月！

两家亲戚像打鼓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劝，写信的、上门的、找人帮忙的，招数层出不穷，可陈独秀根本不理会，高君曼更是连个回复都不给，连娘家的门槛都懒得踩一下。

她跟家里的关系撇得一干二净，等于直接把回家的路给堵死了。

她对陈独秀有崇拜之情，这小子能写文章、讲理论，站在台上就像个发电机一样。

她本来只会吟诗作对，没想到这小子却跟她谈起了那些啥共和、民主、平权的，讲得国破家亡、民族未来的事情。

他们一会儿闲聊书本里的梦，一会儿又聊起推翻世界的豪情；有时讨论吃啥，有时又在说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算我再怎么有历史感，也不得不说：“我根本比不上她！”

她明白她老公的心早就飞出家门了。

一私奔就发现日子过得像捡破烂，俩人窝在上海法租界旁边的破房子里，窗户漏风得像筛子，人来人往闹得连觉都睡不好。

啥都没准备，父母也没点头，规矩全忘了，媒人也睡大觉，他们就剩下那股子爱和一丝不苟的执着。

街坊邻里总是不闲着，八卦的声音像是个永不停息的嘟嘟车。

有人说陈独秀心肠硬邦邦，有人说高君曼不太守规矩。

是热闹得很：“姐夫跟小姨子一块跑了”，简直像老电影里的喜剧片！

可高君曼一点儿都不脸红，她照样每天埋头苦读，写写画画，偶尔还把自己的文章往外面一扔，有时也帮着陈独秀整理文件、抄笔记。

她坚信这段爱情值当，甚至跟旁边的人夸口：“将来他必成大器，我能陪着他走这条路，真是我好万幸呀！”

他们在上海租界过的那段日子，虽然钱包不鼓，但乐趣却多得很！

隔壁邻居个个都是研究怪，陈独秀外头吵得不可开交，她在屋里悠闲地泡茶做饭，这就是革命生活的日常啦！

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打响了，陈独秀往南奔去支援，高君曼也跟着一块儿溜达。

有时候在报社敲键盘，有时候在茶馆和人碰头，她啥活都干，只要是陈独秀吩咐的，问啥道理都是多余的。

她把所有的都赌上了，连名字都给改了，从高小众变成了高君曼，真是一股豪气！

她说那个“曼”字是想要个优雅的意思，还有一点儿劲儿，她不想当平凡人，更不愿意在谁的光线下晃悠。

这趟狂奔最后还是没能跑到终点，感情再急也架不住现实在那儿扭着脚步。

高君曼这位大侠，真正投身革命江湖，是在1915年那会儿，之前都是练习生！

这一年，《新青年》杂志开张啦！

陈独秀在上海的洋人区搞了本杂志，想聊聊民主、科学和文学的创新，结果没人买账，就连他的朋友们都直言不讳：“你这是在搞危险游戏呀！”

他像只疯兔子一样窜上去，稿子一篇接一篇地捞，文章一段连着一段地修，整晚整晚地瞎弄排版，封面都亲自来抹！

外面的人只看到闪闪发光的表面，谁又知道这本杂志最开始是靠哪个大腕儿给撑着的呢？

《新青年》这玩意儿火得不得了，读的人是越来越多，写字的也是越来越牛，从胡适到鲁迅再到李大钊，一个个都在这里搞活动！

陈独秀成了学界的明星，风头正劲，而高君曼则在一旁默默支持。

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了，北京的学生们快要炸开锅了，陈独秀忙着写小纸条、准备演讲和发布通知。

高君曼在后面忙得跟蚂蚁搬家似的，偷偷藏文件、换衣裳、烧稿纸，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时间！

那年，陈独秀被抓，把他送去天津。高君曼一边找朋友帮忙救人，一边收拾家里，还得照顾生病的儿女，真是忙得像陀螺！

她那时已经得了肺结核，咳得跟打鸣似的，还发烧，整天虚得像只纸片，但她从来不叫唤。

上海、北京、广州，她跟着陈独秀飞来飞去，别人住宾馆，她们就搞个民房；别人有帮手，她当全职管家。

别看当时忙得飞起，真没几个人记得那年七月的会议，都是高君曼在背后费尽心思租地方、点外卖、传小道消息！

她直接跑到法租界，和警察来了一场斗智斗勇，把一次突袭给成功挡了下来。

她的名字没上史册，她的成就就在生活里，挣的钱不够多，身体也越来越糟，还得忍受孩子旁边捣乱。

1916年，《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她的《月词》和《送春诗》。

这歌词里没啥名字，都是些深意。有的人说她是民国的第一女词人，也有人认为她是浪漫革命的低调代言人。

她从来没想着要成名，心里只惦记着把事情搞定。

他们的日子就像坐过山车，一会儿吃香的，一会儿吐苦水。好时候有钱拿，有朋友请吃喝，孩子也能吃上药；坏的时候连三餐都不够，房租像鬼追一样，要命，孩子热得像锅里的饺子，可医生却躲得远远的。

她蹲过班房，连娃都带进去，没问过要啥名分，只要能一起做事，就一直待着。

自从1922年开始，事情可真是一团乱麻啊！

感情的凉凉和分开的结果的开始，竟然是一对小屁孩！话说在1915年，陈独秀把俩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从老家搬到上海念书了。

这俩家伙都是从身高吃饭长大的，岁数不小了，脾气都挺硬。

高君曼心里一阵发软，瞅见那俩小家伙总是吃得没滋没味、睡得不踏实，心想着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一起过日子。

陈独秀摇摇头，表示不乐意，直言他们得“受罪”，还说她这是“女人的心肠”。

这都不是头回吵架了，孩子怎么教、钱怎么花、家里活儿谁来做，两口子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宽。

高君曼想过安稳日子，盼着小孩认认真真读书；陈独秀则觉得革命可马虎不得，不跟家庭的琐事纠缠。

他们开始吵架，有时候把碗摔得稀巴烂，有时候把门甩成乒乓球，最戏剧性的是直接上演“拳拳到肉”的大戏。

陈独秀的态度越来越炸，为啥讲道理却像个冷冰冰的大叔，他对她直说“你就是个资产阶级的暖心小可爱”，还嫌弃她“放不下那点儿家务事”。

她就像个闷葫芦，咳咳咳，结果咳出点红液体来。

自从1922年开始，俩人越走越远，陈独秀忙得像个陀螺，高君曼则在家里照顾娃，信件写得像大熊猫一样稀罕，话儿更是像捉迷藏一样难找！

她坐窗边发愣，写的东西也没啥意思了。

1925年春天，她打点好了行李，牵着儿子陈鹤年和女儿陈子美，向南京进发了！

那是个老掉牙的家族旧宅，院子里杂草疯长，墙皮都脱落了。

她没掉泪，就扭头来一句：“这儿真是忒静了！”

自从那天开始，她跟陈独秀就没碰上过面了。

陈独秀每个月寄三十块钱的生活费，她既没说收也没表示感谢，自己带娃、买药、做饭，硬是靠自己一点点过活！

她不再写信，不再提那个老家伙陈独秀，就只是一心写日记，把孩子们的笑声和春天的风记录下来。

1930年，姐姐高大众撒手人寰，这辈子连丈夫和妹妹的影儿都没见到过。

第二年，南京的春天冷得像个熊猫，高君曼一直躺在床上，肺结核这货又来了，咳得天昏地暗，药吃了也不管用。

她半身弯着，窝在床边，穿着那件破衣服，目光直勾勾盯着外面的小雨。

1931年冬天，高君曼这位大爷居然在43岁就“踏入另一个世界”了，真是让人唏嘘啊！

这场葬礼像是悄悄地过家家，亲戚朋友寥寥无几，送她最后一程的就几个老搭档。她的坟头上连块碑都不见，只有一根简单的木头在那儿闷着。

她跟陈独秀，杳无音信，再也没碰头过。

人生就像一场大戏，年轻时那股热血沸腾，后来回头看，真是闹剧一场！

要是人生能重来，她还会不会走这条路呢？真是个让人挠头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