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敏学，身为贺子珍与贺怡的胞兄，两位姐妹则分别与毛泽东、毛泽覃结为连理。自1926年投身革命事业，贺敏学亲身参与了那些深刻影响中国革命历史走向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他日后成长为红军中一位杰出的指挥官，以及新四军、华东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中的卓越将领，在渡江战役中更是亲临前线，亲自指挥战斗。

毛赞贺敏学“三最”。

1954年6月的某个星期天，娇娇——李敏——特地前往北京饭店探望了正因参加全国建筑工程局长会议而莅临京城的舅舅贺敏学。舅舅趁着会议的闲暇时段，陪她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午后。毛泽东听闻贺敏学抵达北京，且身体状况良好，心中喜悦不已，便吩咐女儿转告舅舅，邀请他于次日晚上七时前往丰泽园做客，并特别交代卫士长李银桥安排车辆迎接贺敏学。

贺敏学在娇娇的陪伴下抵达丰泽园菊香书屋，而毛泽东早已在会客室中静候多时。自中央苏区一别，两人已阔别二十载，此次重逢，实为两人自苏区分别以来的首次。作为昔日的战友与亲人，他们的对话显得格外自然、温馨且坦诚。

贺敏学

毛泽东关切地探询贺敏学近年来的工作近况。贺敏学向毛泽东讲述了自中央苏区分别以来的个人经历，以及在部队中历任的职务和参与过的重大战役。毛泽东专注地聆听着，几乎不曾打断他的言谈。在此过程中，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他拥有“三个第一”的荣誉：武装暴动之最，上井冈山之最，渡过长江之最。

这其中，武装暴动第一，指的是贺敏学在1927年7月参与领导的永新暴动。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写就的《井冈山的斗争》中曾写道：“暴动队始于永新。”暴动后，贺敏学即率暴动队上了井冈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开国将帅中，贺敏学当之无愧是第一个上井冈山的人。渡长江第一，是指贺敏学亲自指挥二十七军八十师二三八团，于1949年4月20日晚在安徽无为县的泥汊和狄港渡江。毛泽东说：“你们的部队是全军中最早渡过长江的部队。”

贺敏学在毛泽东身边发挥桥梁作用，对其深入剖析袁文才与王佐的生平。

谈到井冈山时期的斗争，毛泽东情不自禁地主动提到了袁文才、王佐。毛泽东表示：“是啊，我们不能忘记袁、王，他们这个武装过去对我们是有作用的。”贺敏学告诉毛泽东：“我对袁、王二人有所了解，他们深信主席，坚定地选择跟随主席。”

在1930年夏秋之际，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陈正人便将袁、王遇害的经过逐一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从而让毛泽东洞悉了事件的真相。抵达延安之后，毛泽东向何长工坦言：“处决袁、王之举实属不当。”到了1950年前后，陈正人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期间，再次向毛泽东提及袁、王之冤，毛泽东则更加坚定地指出：“袁、王之死乃一错误，必须予以平反！”遵循毛泽东的指示，江西省人民政府正式追认袁、王为革命烈士。

自1927年伊始，贺敏学与胡波等同志为探寻上级党组织的踪迹，并深入了解井冈山及其周边地区，包括永新的形势，毅然决定潜入井冈山。他们成功打探到小江山与万年山（又称万源山）仍活跃着永新地下党的力量，并装备着一定规模的农民自卫军。得知这一消息，他们内心不禁充满了喜悦，于是在这两个地方逗留了数日，对相关工作进行了细致的检查与指导。

1927年11月的初旬，得益于贺敏学的联络协调，三县党组织中的分散埋伏的负责人陆续登山聚集。毛泽东先是逐一与各县的负责人进行个别谈话，直到三县的主要负责人大体齐全，方才召集众人，展开了联席会议。贺敏学因其负责的重要联络工作，最终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才抵达并加入讨论。

在参会的成员中，永新县委方面，除贺敏学之外，还包括王怀、刘作述、朱昌偕、贺子珍、刘家贤、尹铎等，以及宁冈县委的龙超清等同志，以及莲花县委的朱亦岳等同志。毛泽东同志首先向众人深入剖析了大革命失败后所面临的严峻局势，阐述了党的“八七”会议的精神，以及湘赣边界秋收暴动及革命军队遭遇挫折的情况。他委婉地对党内一些急于求成的心态和消极的论调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暴动难以取得成功，即便暂时取得胜利，也难以长期维持；因此，革命的战略重点必须实现转移，从敌人力量集中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展开武装斗争，建立工农武装割据，创立革命根据地。

贺子珍

随后，毛泽东基于近期对各县党组织状况的深入了解，提出了开展武装斗争及土地革命等系列策略。他向各县域负责人强调，返回后需立即付诸行动，着手恢复、建立及拓展党的组织，同时动员民众展开打击地主、分配土地、筹集资金等活动，并致力于加强和扩大地方农民自卫军的力量。鉴于永新党组织遭受敌对势力的严重破坏，毛泽东决定任命刘真为永新县委书记，负责重建县委。

本次象山庵会议，议题涵盖了恢复县委之外，还包括了调查研究的开展，以及三县暴动委员会的成立。贺敏学不仅被任命为县委委员，还担任了三县暴动委员等职务。随后，他参与了由刘真主持召开的永新县委负责人会议。在讨论如何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时，与会者普遍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应先在九陇山建立起革命根据地，以此为基点，逐步向禾山、铁境山、天龙山、桃花山、柳树山、万年山等地拓展，不断扩大革命的影响力。贺敏学的核心职责是，与刘作述一道回县组建暴动队（即赤卫队），以九陇山为据点开展游击战，同时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针对土豪劣绅的工农暴动。

蓝图既定，县委诸位负责人纷纷返归各自的岗位，投身斗争的洪流之中。而贺敏学则被毛泽东主席暂时留住，便于深入掌握袁文才、王佐等革命志士以及井冈山地区的情况。

贺敏学对毛泽东深入剖析了老友袁文才的内心世界。尽管袁文才已经加入党组织一年有余，且手下也有如陈慕平这样的党员秘书，然而在他的农民自卫军中，却始终缺乏党组织的存在，因此他实际上只能算作一名名义上的党员，亦或是具有特殊身份的党员。由于袁文才接受党的教育有限，加之长期居于深山之中，难以接触到党的理论、政策相关的书籍和刊物，他对党的认识相对浅显，因此难以谈及执行党的决议和任务。贺敏学进一步指出，袁文才的头脑中充斥着农民的平均主义观念和侠客式的劫富济贫思想，在人际交往和事物处理上，往往过分重视个人情感和义气，其爱憎分明多基于个人恩怨。他坦率地向毛泽东表示：“我和袁文才是同窗，我的话他多少会听一些。”然而，袁文才对他的信任，更多是基于这种情感上的共鸣。

王佐的一生，充满了波折与挑战。他出身贫寒，历经艰辛习得技艺，又投身绿林，创办团防，直至如今投身农民武装事业，尝尽人间冷暖，历经无数磨难，更不乏上当受骗的经历。贺敏学曾向毛泽东提及，王佐与袁文才同具义气与重情义的品质，然而，他们自尊心极强，警惕心亦重。与之交往，需讲究策略，言语行动间既要机敏灵活，又需保持坦率真诚。

王佐面临两位劲敌，一是遂川保卫团团长肖家璧，另一位则是永新关背拿山的尹道一。尹道一昔日与王佐尚有交往，担任五县联防总指挥期间，曾以花言巧语试图“招安”王佐的部队，却暗地里图谋“清剿”，最终反目成仇，对王佐展开追杀。这两位死敌，尤其是尹道一，成了王佐心中永远的痛。他曾誓言：“若不将尹道一这贼人除去，我王佐便是死不瞑目！”贺敏学则坚信，若工农革命军能成功除掉尹道一，不仅王佐会毅然投身革命，即便面对刀山火海，他也毫无畏惧。铲除尹道一与肖家璧这两个井冈山之下的恶霸，既能为百姓除去祸害，也将极大地助力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的长期驻扎与发展。

贺敏学的陈述条理清晰，重点鲜明。毛泽东倾耳细听，对所述分析深以为然，并对贺敏学充分信赖。数月后，毛泽东部署部队不仅击败了肖家璧，更是将尹道一举歼，并将缴获的全部枪械悉数交付给了王佐。王佐欣喜若狂，誓言将与工农革命军坚定携手，并主动提出让革命军进驻其司令部所在之地——茨坪。

贺敏学在毛泽东和袁文才之间频繁往返，偶然间得知了几件令他心有余悸的事情。首先，在工农革命军早期讨论如何对待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时，有人主张剥夺他们的武器，认为他们不过是土匪，人数和枪支都有限，只需包围就能解决。但毛泽东坚决反对，他指出共产党不能采取这种大鱼吃小鱼的吞并策略，历史上没有人能够消灭所有的土匪。他认为，三山五岳的土匪一旦联合，就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他强调不能只看到他们的数量和装备，而应该采取和平手段，积极争取改造他们，让他们成为真正的革命武装。其次，尽管袁文才在龙超清、贺子珍等人的努力下，已经同意在大仓与毛泽东会面，但他仍然保持着高度警惕，暗中部署了武装，一旦发现毛泽东率领大军前来谈判，就准备将其视为威胁而射杀。幸运的是，毛泽东只带了少数随从，凭借他从容不迫的谈吐和真诚的帮助，赢得了袁文才的信任，成功避开了这场危机。这两起未遂的秘密事件，后来被知情者讲述出来，让贺敏学感慨万分。

贺敏学巧妙地在两人之间牵线搭桥，使得毛、袁二人的关系迅速升温。毛泽东欣然接受了袁文才的邀请，搬至八角楼居住。八角楼与袁文才的住所仅百步之遥，交通便捷，且楼前楼后各有小院，院中铺满了圆润的卵石，竹木错落有致，几株菊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毛泽东立刻对这个清幽的环境心生喜爱。他所居住的房间，曾是贺敏学的居所。

贺子珍因疟疾尚未痊愈，未能随永新的共产党员一同返程，此刻仍暂居于袁家。经过多次交往，毛泽东与这位性格开朗的贺子珍逐渐熟络。毛泽东把握住这一良机，深入了解当地的地形、环境以及人员情况。贺敏学陪伴毛泽东走访村落、穿梭于农家，毛泽东那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深入民间的作风以及循循善诱的方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的讲话富有鼓动性，比喻贴切，形象生动，易于理解和掌握，本身就是一种生动的政治思想教育。贺敏学以及战士和群众都对他倾心聆听。

11月下旬，贺敏学受命奔赴九陇山，投身于永新县委的筹建工作，并致力于组织工农暴动队、发展地方武装等任务。不久后，他又接到指令，需进入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接受培训。

1928年新春伊始，国民党朱培德部倾巢出动，五团兵力悍然进犯井冈山。贺敏学所隶属的教导队接到命令，迅速转移阵地。不久，便在中旬加入了毛泽东亲自部署的战斗序列，全力投入了攻打宁冈新城的激战之中。

战事一触即发，贺敏学及其教导队150余位学员与初创的二团（袁文才、王佐所率）一营并肩作战，于西门外的土坎上设下伏兵。在实战的磨砺中，贺敏学深刻领悟了毛泽东驾驭战局的军事指挥艺术，为他在军事指挥领域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贺敏学任新四军“联抗”部队参谋长

1940年10月10日，恰在黄桥自卫反击战胜利的三天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官陈毅，应苏北地方武装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的请求，委派黄逸峰同志担任司令员，于泰县海安设立了“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以及“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联抗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外围军，致力于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1年7月，遵照新四军军部的指令，联抗部队除留下少数部队坚守原地继续抗日斗争外，其余主力北上集中至军部进行整训。为强化联抗部队的军事领导力量，1941年6月，贺敏学被任命为联抗部队的参谋长。随后，彭明治被调任联抗政治部主任。10月，贺敏学随联抗部队重返苏中兴东泰地区。联抗部队在战争间歇，抓紧进行军事与政治建设。贺敏学主要负责军事训练，并亲自担任军事教官。他制定了一套详尽而具体的军事训练计划，并严格执行。

在联抗领导人的清晰分工与军政首长间的紧密团结下，我们采取以静制动、动静结合的策略，有理有节地推进斗争。这不仅屡次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诡计，更在无形中动摇和瓦解了敌人的阵营，使得局势逐渐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贺敏学深谙部队建设和训练的重要性，因此向黄逸峰提出了招募新兵、壮大部队的建议，黄逸峰对此表示了积极的赞同。在9月，贺敏学携手黄逸峰，共同领导联抗部队展开了大规模的军政练兵活动。此外，在彭柏山的鼎力支持下，他还成功主持创办了军事政治干部轮训班。

为何陈军长在军事修养和指挥作战上总能取得胜利？关键在于他政治素养极高，不仅深刻掌握马列主义，对毛主席的军事理论也了如指掌。

联抗的崛起，显著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构建与进步，为策反伪军投诚奠定了坚实的基石。1942年9月，苏北地方武装的领军人物李明扬莅临联抗进行访问，黄逸峰、贺敏学等领导热忱接待，共叙往日情谊。当时，联抗部队正在进行军事与政治的全面训练，应李明扬的请求，贺敏学特地陪同他检阅了部队。联抗部队的精神风貌给李明扬带来了深刻的触动，他毅然决然地表示，将坚守民族气节，誓不向敌人屈服。李明扬还与联抗达成了“团结互助、相互扶持、一致对外、抗战到底”的口头协议。

1942年岁末，苏中区党委作出决策，将原先的兴化、东台、泰县区委整合为兴东泰地委，并任命黄逸峰同志担任地委书记，以此实现党政军的高度统一。贺敏学同志被任命为地委委员，负责军事工作，随之而来的是他肩负起协助建立并指导地方抗日武装的重任。

贺敏学深有感触地感叹，民众的创造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日伪顽”已深陷于人民群众战争的浩瀚汪洋之中。他告诫部队必须重视与民众和政府的关系，积极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唯有军民同心，方能无敌于天下。

渡江先遣大队

1949年三月，贺敏学受命担任二十七军的副军长兼参谋长，届时正积极筹备，以协助上级指挥部队成功渡过长江。

隶属于三野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的二十七军，由聂凤智担任军长，刘浩天担任政委。自肩负起中路集团渡江作战的重任后，该军迅速投入了紧张而有序的渡江准备工作中。在抗战期间，曾在江南、江北指挥部参与过渡江作战的贺敏学，深知即将发起的这场规模空前的渡江战役至关重要。他认为，我们不仅要重视渡江前的战斗动员、思想整顿、适应性训练以及地形和水性特点的熟悉，船只的征集等准备工作，更要特别注重对敌情的侦察与了解。他建议先派遣一支精锐且战斗力强的侦察小分队先行渡江，深入敌占区，详尽、细致地搜集可靠的敌情资料，并里应外合，为渡江部队提供有力的策应。

在经过周密的前期筹划、组织以及小规模侦察之后，渡江侦察计划在获得中央和总前委的批准同意后，贺敏学迅速投入协助聂凤智执行任务。对于如何调度兵力，贺敏学精心构思并反复推敲，最终在军党委的审批下，决定从军侦察营中挑选出一连、二连，以及从各师中抽调的3个侦察班精英，共计300余人，配备电台，组建了渡江先遣大队。该大队由二四二团参谋长亚冰（章尘）和军司令部二科（侦察科）科长慕思荣共同担任正副大队长。聂凤智与贺敏学亲自向章尘和慕思荣传达了先遣渡江侦察的具体任务：详查敌军兵力部署、武器配置、工事构造以及部队番号，以支持解放大军的渡江作战行动。

解放军渡江

4月6日夜晚，侦察部队在安徽无为县石板洲展开行动。他们迅速摧毁了敌人的地堡，突破江边防线，巧妙绕过荻港附近的老虎头敌据点，转而向铜陵与繁昌交界的狮子山进发，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展开了侦察与游击作战。他们在江南敌后开展的活跃活动以及高效的侦察工作，为百万雄师横渡大江立下了卓越功勋。正如聂凤智所言，“他们虽非大军，但在敌人眼中，无疑是共产党派往江南的第一支‘正规军’。他们的行动令驻守江边的敌人日夜不安，如临大敌。他们在政治和心理层面给敌人带来的震慑，甚至超越了此次行动的直接军事价值”。

二十七军先遣渡江大队的行动，使震惊中外、威武雄壮的渡江战役，平添了一组惊心动魄、精彩纷呈的画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一事件被艺术家们拍成一部风靡全国的电影——《渡江侦察记》。电影拍出后，这支部队的领导拜访贺敏学时，曾由衷地说：“若无贺老，便无《渡江侦察记》之问世。”

凭借先遣渡江大队传回的详实敌情资料，贺敏学主动配合聂凤智、刘浩天，精心制定了渡江战役前的训练预案、作战中的实施策略以及战后的全面规划，力求全面达成上级赋予的渡江作战使命。

4月20日的午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最终拒绝了在“和平协议”上签字，毛泽东与朱德随即签署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遵照中央军委及总前委的决策，三野中路集团，其中包括二十七军，领先全军一步，于4月20日率先开始渡江行动。

夜幕低垂，7点钟时分，隶属于二十七军的第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师悄然布局，面对鲁港至荻港一线展开阵势。数百艘渡船隐蔽地拖拽至起渡点，战士们依次登船握桨，静候出发的号令。约一个小时后，突击过江的指令一经发出，大小船只如同破浪之帆，万桨齐挥，犹如离弦之箭，齐头并进，向南方岸边疾驰而去。

贺敏学疾速深入八十师的行动前线，目的在于亲自掌控战况，实施高效指挥。八十师师长张铚秀，此人是贺敏学的同乡，曾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和中顾委委员。张铚秀回忆道：“我负责指挥的部队在狄港、繁昌一带，我军最早渡江的部队就是在荻港成功渡江的。贺敏学参与渡江战役时，正是与我并肩作战。当时，渡江的首艘船只属于我们师的二三八团，团长为王挺。我们的战略部署是二三八团和二四〇团作为先锋汽艇部队。贺敏学与我一同乘坐汽艇，在前线指挥作战。他作战经验丰富，指挥能力出众，与我共同指挥战斗时，我们的协调配合堪称默契。他对我也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与支持，我对他的尊敬之情溢于言表。”

在长江汹涌的激流中，炮火将夜空映照得一片通红。贺敏学如同巍峨的铁塔，稳稳地矗立在汽艇的最前方，指挥着部队迎着敌人的炮火奋力划桨，绕过险恶的黑沙洲，勇往直前，直指南岸。经过半个时辰的激战，贺敏学所率领的八十师师指与二三八团成功登陆。

突破并占领敌人滩头阵地后，贺敏学命部队面朝对岸挑起一盏盏红灯，作为信号向北岸的聂凤智报告登陆成功的信息，通知聂凤智率第二梯队渡江。作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聂凤智曾如是回忆这一景象：“我伫立在长江北岸，极目南望，只见沿江数十里红灯闪烁，在夜幕的映衬下，宛如繁星点点。”

登陆部队以挑灯为信号，先遣渡江大队也按预定计划，切断敌人电话线，在敌人重要据点周围燃起火堆，指示炮兵射击目标。先遣渡江大队与登陆部队胜利会师后，贺敏学握住章尘和慕思荣的手，既认真又不失幽默地说：“你们辛苦了，真像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让敌人也跟着忙碌不堪，晕头转向，恐慌不已。你们为百万大军成功渡江立下了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