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自延安时期起便成为毛泽东主席的首席秘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要职。1970年8月，陈伯达被隔离并接受审查。翌年，他被送入秦城监狱服刑。至1981年，他被正式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被判刑18年。同年11月，他获得了保外就医的许可。直至1988年10月，刑期圆满结束，陈伯达获得释放。1989年9月，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享年86岁。】

毛主席身边的众多秘书中，陈伯达以“中共第一大笔杆子”的美誉而著称，其声望之高、职务之重，无人能出其右。周恩来曾高度评价陈伯达，称其为“我们党的杰出理论家”。然而，文革爆发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迅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文革初期，陈伯达的话语权颇重，然而，他所倚重的小笔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却因行为过激，导致在武汉“七二0”事件中失利，使得中央文革小组几乎完全落入江青手中。这一变化使得陈伯达的政治地位开始动摇。身为中共第一笔杆子，陈伯达内心对仅知鼓吹造反与夺权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嗤之以鼻，因此他决意与他们展开一场法理上的较量。

在中共九大召开前，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谁拥有起草这两个文件的权力，谁就有充足的话语权，康生、江青快速将起草修改党章报告的权力拿到手，陈伯达能争的只有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毛主席认为，陈伯达作为中央第四号首长，党内头一号大笔杆子，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离不开陈伯达。但是江青非要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毛主席经过考虑后，便让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共同起草。由于己经明确九大上由林彪作报告，陈伯达事先征求过林彪的意见，起草报告的主题是抓经济建设，但张春桥、姚文元在江青、康生的支持下，仍然鼓吹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陈伯达心里憋着气，不想与张春桥、姚文元合作，便下决心自己干，张春桥、姚文元见陈伯达要甩开他们，便自己搞起了政治报告，不久后，三个人就搞出了两份九大政治报告，分别呈送给毛主席。陈伯达以为凭自己的实力，毛主席肯定会采用他的，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康生和江青给他穿小鞋，说陈伯达另搞一套，毛主席便只看了张春桥、姚文元写的报告，并把陈伯达的报告退了回去。毛主席这时候倒不是希望继续搞造反和夺权，他在九大前后己经多次强调安定团结，只是不允许任何人怀疑和纠正他自己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从而被文革派绑架着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身为中共的最初一代笔杆子，陈伯达目睹了自己倾注心血撰写的报告被毛主席置若罔闻，不禁关上房门，痛哭失声。遭受冷落的他，心中不甘，遂在中央寻求支持者。不久，他的目光转向了林彪。九大之后，林彪势力在中央政治局中的影响力已超越江青集团。然而，林彪麾下虽多良将，却缺乏擅长文墨之人。因此，他也希望拉拢陈伯达，以补其短板。

其实，早在中共九大之前，林彪就试图拉拢过陈伯达，比如在1967年2月，“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一些老帅质问和批判陈伯达，让陈伯达在中央威风扫地。在这时，作为中共二号人物的林彪就替陈伯达说了一句话："陈伯达是个好人，他长期担任毛主席的秘书，对毛主席忠心耿耿。他长期负责意识形态工作，成绩斐然。一个书生能够驾驭如此复杂的局面，实属不易！"鉴于林彪当时极高的威望，这番话便为陈伯达解了围，陈伯达对林彪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在中共九大后，陈伯达再次陷入低谷，此时更需要林彪的支持。为此，陈伯达不断主动给叶群打电话，叶群向陈伯达转达了林彪的态度：“林彪同志对你极为尊敬，视你为我党难得的英才。”“林副主席时刻关怀你，全力支持你的工作。”在某个佳节来临之际，目睹其他干部家中皆享海蟹之鲜美，身为福建泉州人的陈伯达也心生向往，不禁与身边的人闲谈了几句，透露出对家乡螃蟹的渴望。叶群听闻此事后，特地动用了广州军区的军用飞机，特意为陈伯达送来满满一框的海螃蟹，让他尽情享用。不久，陈伯达便频繁成为毛家湾林彪身边的座上宾。林彪有了陈伯达这位得力的文才支持，如虎添翼，再也不惧江青等人以理论相压。

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却出乎意料地全面倾向林彪，此举令江青一派深感不悦，他们时刻觊觎着机会，意图对陈伯达实施反击。1970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为林彪鼓噪，企图谋取国家主席之位。江青一派察觉事态不妙，立刻向毛主席告发陈伯达，对他进行指责。毛主席早已对林彪和陈伯达的暗中勾当有所察觉，因而迅速作出回应，要求陈伯达进行自我批评。同时，毛主席仍存有挽救林彪之心，于是在8月31日，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主要对陈伯达进行批判。会议尚未结束，陈伯达便被置于严密监控之下，会议结束后则被正式拘捕。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其进行公审，作为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陈伯达在生命的最后八年中，得到了儿子陈晓农的悉心照料。在这段岁月里，他中有七年是在保外就医的状态下度过的。在这期间，他在相关部门的安排下，居住在简朴的小楼中，远离了尘世的喧嚣。然而，即便如此，他的生活中仍不免有些许波折。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1981年6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及“中央文革小组”时，明确指出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名字，却唯独没有提及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

近年来，陈伯达同志撰写的一些作品颇具价值，而其中部分内容则是为了自我辩解。今后，希望他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过分纠结。至于“文革”期间的一些事件，陈伯达同志有所了解，但多数情况并不清楚，这些情况中央政府已有深入了解。他过去曾为党和人民作出过有益的贡献，与“四人帮”成员有着本质区别。目前，首要任务是找到一个适宜的地点进行治疗，待病情好转后，再寻找一个适宜的住所。

在半个月后的某日，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正在石家庄制药厂的针剂车间辛勤工作。此时，厂内的传达室转交给他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件。信中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以及陈伯达的最新情况，并敦促他尽快进京，共同商讨其父的治疗事宜。陈晓农阅毕信函，对家中事务稍作安排，随即向工厂请假，并开具了探亲的介绍信，紧接着搭乘车辆北上。8月5日，他抵达了北京。 次日清晨，陈晓农便匆匆赶往复兴医院。然而，负责接待的监管干部告知他，陈伯达已于前一天出院，现已被转至一家大型医院治疗，不再由他们监管，而是由北京市公安局负责。陈晓农立即根据对方提供的电话号码，与公安局的王申科长取得联系，并按照他的指引前往北京友谊医院探望父亲。 陈伯达被安置在友谊医院干部病房二楼西头的第一个房间。尽管房间不大，却异常整洁凉爽，配有带浴盆的卫生间，下午定时供应热水。自患病以来，陈伯达已数年未洗过澡，如今有了条件，他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总的来说，无论是居住环境还是饮食标准，相较于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均有显著提升。

数日前，陈伯达在即将告别复兴医院之际，得以在走廊中悠闲踱步。那片走廊异常宁静。一日，他瞥见一间病房的门敞开着，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者正坐在床沿埋头书写。出于好奇，他步入房内，询问：“您是哪位？”长者回答：“我是李作鹏。”陈伯达感到意外，不禁说道：“哎呀，实在不敢相认了。您在写些什么？”李作鹏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将手中的文稿递给了陈。那竟是一份“抗议信”，内容是针对有关部门对其在战争时期所获军功章的剥夺。陈伯达浏览后，对李作鹏说：“我觉得，这件事还是算了吧。共产党人并不斤斤计较个人荣誉。”李作鹏犹豫片刻，最终点头赞同：“你说得很有道理。”这次不期而遇，竟成为了陈、李二人生命中最后的交集。

陈伯达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被允许保外就医，然而，这四位均被安置于异地居住，唯有陈伯达一人留在了北京。在其子探望父亲时，公安局的王申科长与他商讨了陈伯达的治疗和护理事宜，至于未来的安置计划，尚处于未定之数。数日后，陈晓农重返石家庄履行工作职责。两个月后，陈伯达康复出院。然而，他已无家可归，家庭成员亦散落各地，公安局不得不为他寻找新的居所。鉴于陈伯达患有腰腿疾病，起初计划寻找平房，然而，平房难觅，加之天气转寒，带有暖气的平房更是难得。历经波折，最终将陈伯达安置于东郊新居民区一栋六层楼的顶层。依据中央相关规定，在获得陈伯达前妻、陈晓农的母亲余文菲（陈、余于1948年离婚）的同意，并对余的生活进行了妥善安排后，1981年底，陈晓农被调离石家庄制药厂，携妻子与子女一同迁往京郊，以照料年事已高、风烛残年的父亲。

1981年11月16日，陈晓农与陈伯达昔日秘书王保春、王文耀同往，在公安局王申、肖清河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辆面包车抵达中南海西苑门内的中央警卫局一库房，取回了原本归陈伯达的所有衣物、被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其中部分物品尚可勉强使用，而另一些则已严重破损。在衣物中，除却两本袖珍版的《毛泽东选集》及数册《毛主席语录》，陈伯达往日的藏书一概未归，更不用说那些珍贵的碑帖、字画等文物了。自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以来，每日沉浸于阅读与创作之中，然而由于昔日藏书去向不祥，书籍的来源成为了一道难题。他起初托付相识的同志向相关部门借阅书籍，并从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中节省下近三分之一的金额，以重新购置书籍并订阅各类报刊。直至1983年2月，其生活费上调至每月二百元，购书所需费用才稍有宽裕。

陈伯达在“保外”期间，依然笔耕不辍，其作品中探讨经济问题的文章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紧随其后的是哲学领域的著述，其中包括《黑格尔论绝对化》、《科学、假设与实践》、《从《坛经》窥见中国佛学顿渐两派的认知演变》等文章，以及批判“四人帮”将儒法斗争视作解释中国历史的根本的《儒法两家本为一家——兼评“四人帮”杂记》。此外，他还创作了若干文学评论，如《“石头记”中的公案探讨》、《“儒林外史”杂记》、《“西游记”之求知不易》等。

陈伯达在保外就医的初期,有一条与中央书记处的联系渠道。他写的文稿被直接送交胡耀邦、胡乔木和书记处政治研究室。胡耀邦多次对他的写作有过具体的指示，曾提出:“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写些可以对后代起教育作用的东西。”但陈伯达认为当时研究经济问题更迫切,就没有及时采纳这一建议。他在1983年6月写的《同痛苦转变进行搏斗》一文的篇首就提出:“出路在于革新，不革新则灭亡。”开宗明义地点明了经济问题的迫切性。陈伯达对一些朋友提出希望他写点回忆录,以澄清一些是非的建议,表示不以为然。他说:“有比写回忆录更重要的事。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我不想浪费时间,也不能不顾大局。有许多事,我自己一人吞下了就是了,应当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名誉,而是国家今后的发展。”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陈伯达与中央联系的渠道，在1984年夏季以后不复存在。

1981年秋季，中央政府对陈伯达采取区别于“四人帮”的政策执行情况，曾在供高层领导参阅的内部简报中予以通报。周扬，作为该政策推行者之一，对陈伯达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众所周知，周扬是“文革”期间最早遭受打击、受冲击最严重的人物之一，而陈伯达也曾在公开场合对周扬进行过批判。尽管实施了“有区别”的政策，但陈伯达的晚年生活依旧基本处于与世隔绝或半隔绝的状态。任何希望与其会面的人，都必须得到公安部门的批准。仅有两位昔日的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获得了频繁探望的许可。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王文耀曾有幸在周扬的身边工作，与周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82年4月22日的傍晚，王文耀与王保春一同前去看望陈伯达。王文耀透露，他不久前拜访了周扬，周扬对陈伯达的近况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并表示若条件允许，他愿意与陈伯达见面，但他本人并不方便主动提出这一请求。翌日清晨，陈伯达指示儿子陈晓农邀请隔壁居住的公安局值班干部萧键前来，并向其表达愿望：希望能与周扬见面，并请求公安局向上级机关请示，若获准，请公安局安排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当天下午五时左右，公安局给出了答复：经请示并联系，同意陈伯达与周扬相见，周扬本人建议在当晚七点于其家中会面。

1982年4月23日，星期五，这一天对于陈伯达晚年清寂的生活而言，无疑具有非凡的意义。他提前享用了一顿晚餐，傍晚六点半左右，在公安局萧键和大岳的陪同下，乘坐警员驾驶的轿车，前往西单西绒线胡同附近的周扬先生家中赴约。暮春时节，日长夜短，此时街上的车辆已稀疏，但天色依旧明亮。按照公安人员的建议，陈晓农未能陪伴父亲一同前往，只能在家中静候。原以为两人交谈不过两个小时，毕竟陈伯达和周扬两位都已步入暮年，长时间的交谈会让他们感到疲惫。然而，当夜幕降临，时间已至晚上十点，父亲仍未见归，陈晓农心中不禁生出了几分焦急。直至晚上十一点一刻，父亲才终于踏门而归。陈伯达进屋时，情绪显得异常兴奋，萧键解释道，两位老人已有十六年未见，因此交谈甚欢，话语自然多了起来。

陈晓农简单问了几句情况,因时间已晚,就让父亲休息了。第二天早上,陈伯达起床比平时稍晚,吃完早餐,他跟儿子讲了与周扬晤谈的详情。他说,周扬住的地方原是黄炎培先生的旧宅,是个比较大的四合院。晤谈是在会客室进行的,参加的共有四个人,除了他和周扬外,还有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和周扬的秘书谭小邢。同去的公安人员则在另一间房子休息。陈伯达跟儿子讲述了他与周扬谈话的内容。陈晓农有心，特地作了记录，现纪要如下:

周扬感慨道：“倘若您未曾晋升至如此显赫的职位，事情或许不会演变成如此局面。《红楼梦》中曾言：‘世人皆知神仙乐，唯有功名难舍去！’您未能适时抽身，地位攀升至如此之高，在打倒陶铸之后，更是一跃成为第四把手。”

陈伯达:但实际上并不由自己。周总理找我谈话三次,要我当组长,我都拒绝了。最后周总理说:“你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他这样说,我无法再推辞,只好当了。至于排第四位，开始调整常委的名单就是把我排在周总理后面,我不同意,找到主席,说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在那样前面。主席拿起笔来把排在最后一位的陶铸同志的名字勾到我的名字前面,对我说:“你看这样行了吧?”打倒陶铸同志是后来的事。

周扬同志感慨地说：“自从我被监禁，在牢狱中收听广播时，起初还能听到你的名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名字渐渐消失在我的听觉之中。得知你遭受不幸，我内心同样倍感痛楚。‘文革’期间，你所承受的诬名和指责之重，无人能出其右。在此次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决议中，有几位同仁为你的名誉发声，我也略述了几点看法，但主要还是那几位同仁的贡献显著。如今，对你的待遇已有所区分，给予了适当的优待。”

陈伯达:我自己以为优待我是因为我在阜平时救过毛主席。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走到安全地方,我才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如果晚走一步是很危险的。这件事本来从没有对别人说过。71年逮捕我,我在监狱门口不肯进去,大声说:‘我曾救过毛主席！’起初关押我的地方条件十分恶劣，但或许我的话传到了上级耳中，不久后，我便被转移到了三层楼上的优待环境中……”

周扬：记得那会儿我亦身处阜平，听闻毛主席那次遭遇险境，却未曾得知是您挺身而出，英勇救驾。

陈伯达：我的垮台，主要源于与江青之间的矛盾。在庐山期间，我曾与周总理谈及此事。江青不止一次企图远离主席。

周扬表示：“在庐山时，你曾支持设立国家主席的提议，这一点至今依旧适用。然而，相较于当年，情况已有显著变化。当年，你们的目标是让林彪担任国家主席。”

陈伯达表示：“未曾提及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之事，我所提议者，仅为邀请毛主席出任国家主席。”

谭秘书询问：“在‘文革’初期，您为何将之前赠予他人的题字全部收回？这是否因为担心他人会因此连累到您？”

陈伯达：实则不然，在那个时期，我自身亦如履薄冰，随时可能受到牵连。出于对他人安危的顾虑，运动展开后，我即命人收回了我所题写的字迹。即便有些人并无过错，我也一视同仁，将他们的题字一并撤回。

谭秘书：然而，我这里还保留着一幅，为何未曾收到？

陈伯达言道：“或许有所遗漏，你我之间交情尚浅，未曾详记你的籍贯，故而未能尽记。”

周扬：你在写什么？

陈伯达提到，他主要负责搜集与经济问题相关的资料，并撰写了几篇涉及文艺领域的文章。不知您是否注意到了这些内容？（陈伯达提及了几篇文章的标题。）

周扬：没看到。

陈伯达说道：“那么，我可以向上级提出建议，让您审阅一些与文艺相关的文章。若未来有机会，能否考虑让我在您领导的文联中担任一些小角色，诸如整理材料等工作？我自认为尚能胜任。加入贵文联，多少也需要一些作品作为敲门砖，而这几篇探讨文艺的文章，或许能算作我的贡献之一。”

周扬：待会儿再说。

陈伯达询问：“你目前阅读哪些书籍？”周扬回答：“我偶尔会翻阅一些文学史书籍。”（周扬指向客厅桌子上的书籍，陈伯达发现其中不少是关于外国文学史的。）

陈伯达问：“你对俄罗斯文学史颇为精通，我近期阅读了《巴纳耶娃回忆录》，你有没有阅读过这本书？”

周扬：未曾阅读过。请问巴纳耶娃是哪位人士？似乎过去未曾耳闻。（陈为其作了简要介绍，周指派秘书记下了该书名。）

陈伯达表示：“此书值得一读。作者对十九世纪俄国文坛的脉络了如指掌，与众多作家有过交往。书中不仅详述了屠格涅夫的生平事迹，还涉及诸多其他文学家的故事。”

周扬：目前，我正着手筹备出版个人文集，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陈伯达询问：您的书籍出版后，能否惠赠我一本？

周扬回应道：“可以的。”陈伯达补充道，在他们即将分别之际，周扬曾表示，由于时辰已晚，今日便到此为止，今后若有闲暇，还可以另择良辰再行会面。

在1982年的“五一”节之后，市公安局为陈伯达安排了十多年来的首次春游，这让他得以在长期与世隔绝的生活后，再次融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春游的目的地是北京西郊的香山。然而，令陈伯达及其儿子陈晓农遗憾的是，公安局并未允许陈晓农陪同父亲一同出游。自此，陈晓农也意识到，除了陪父亲前往医院就医，他在父亲外出参加各类活动时都无法参与。尽管如此，陈伯达在春游中依然保持着高昂的兴致。那天，气温适中，天空飘着轻盈的薄云，郊外的春风和煦宜人。陈伯达边走边歇，攀登至香山“鬼见愁”的半山腰。途中，一位热心的游客主动上前与之闲谈，得知他已经七十八岁高龄，不禁竖起大拇指赞叹不已。

那一年，即1982年，对于陈伯达而言，无疑是自倒台以来情绪最为舒畅的一年，同时也是他写作激情最为高涨的一年。几乎每隔不到一个月，他便能完成一篇文稿。其中，几篇涉及文学的稿件也顺利提交给了周扬审阅。时光如梭，转眼间便迈入初冬。11月某日，王保春与王文耀——陈伯达昔日的秘书——再次前来看望。两人刚刚坐下，尚未寒暄，王文耀便从提包中取出了一本32开本的印刷品，递给了陈伯达。原来，这是当年10月10日出版的第10期《读书》杂志，其中刊载了陈伯达于5月22日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求知难》，署名为“纪训”，这个笔名早已标注在原稿之上。陈伯达亲眼看到自己的文章得以出版，与任何渴望他人认可其辛勤创作的作家一样，内心充满了喜悦。当时，王文耀并未详细讲述文章发表的过程，只是简略提及文章是经周扬审阅后发表的。直至一个月后的新年前夕，两位前秘书再次造访，陈伯达才得以了解文章发表的详细经过。原来，最先提议并具体协助将《求知难》发表的人，正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的黎澍。

众所周知，黎澍对陈伯达一度抱有偏见。进入七十年代末，黎澍在多篇文章中对陈伯达进行了批判，其言辞激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情况的发生，实属自然。彼时，黎澍与众人一样，只能通过查阅过往文件和表面现象来了解陈伯达。自“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黎澍得以洞察一些重大事件的真相，因而对陈伯达的态度也随之转变。1982年夏日，黎澍拜访周扬，于周扬家中偶然翻阅到陈伯达关于文艺问题的数篇文稿，不禁惊讶道：“没想到陈伯达竟然涉猎此类文章！”他随即翻阅了其中最短的一篇——《“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感慨地说：“陈伯达与世隔绝太久，竟不知红学研究进展迅速。例如，王朝闻的《论凤姐》就洋洋洒洒，篇幅颇长。”其实，黎澍本人并未深入研究过红学，而陈伯达的《“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虽篇幅不足千字，却提出了独到见解，具有其独特的价值。黎澍当时未能将陈伯达的其他文稿读完，数日后，他又前往周扬家，将这几篇文稿借走。经过仔细阅读，他挑选了一篇认为适宜发表的稿件，委托他人送至《读书》杂志，这篇稿件最终在1982年第10期上发表，即为《求知难》。

在《求知难》问世约一两个月之际，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审阅陈伯达所撰文稿的过程中，发现《认识的渐变与突变——从“坛经”窥探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一文颇具研究价值，遂亲笔批示：建议将该文发表在异地党内刊物上，同时需严格保密，作者身份亦应保密。随后，此文于1983年第2期《理论与实践》杂志在辽宁省出版。陈伯达未曾主动向任何杂志投稿，这两篇文章的刊发均未事先告知陈伯达本人。

周扬同意见面，同时医院也已安排妥当。他们建议陈伯达先进行治疗，待出院后再与周扬相见。陈伯达对此表示认同。不久，他被安排入住位于北郊的解放军262医院。进入10月下旬，媒体开始对周扬在5月份发表的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讲话进行点名批评。陈伯达对此感到十分意外。他联想到周扬可能面临的困境，甚至怀疑自己的交往是否间接影响了周扬。于是，他托人带去口信给周扬，建议为了避免给周扬带来不便，将再次会面的时间推迟至无限期。周扬对此表示赞同。半个多月后，陈伯达顺利出院，但紧接着周扬却病倒了。1984年的秋天，陈伯达也因健康状况恶化，被送入卫戍区292医院接受治疗。自此，周扬与陈伯达两人都陷入了新的困境之中。

虽然困境的性质和程度并不相同,虽然他们此时的地位毕竟极为悬殊,但他们似乎忘了这些,仍常托人互致问候。陈伯达得知周扬已基本处于长期昏迷状态时,很难过,特地托与周扬相熟的王文耀向苏灵扬（周扬夫人）转达他的关切。苏灵扬心情很不平静地说:“他自己也很困难,还来关心我们。前几年不是情况好一些吗?怎么现在又变成这样?”陈伯达曾对儿子陈晓农谈到:“陈独秀在北洋政府审判时，他昔日留学日本的同学章士钊曾出庭为他辩护，当时章士钊声名显赫，能为他挺身而出实属不易。而后，陈独秀入狱，胡适等人还曾前往狱中探望。但如今，一旦有人遭遇困难，周围的人却纷纷疏远，这种风气实在令人痛心。因此，我们应该感谢周扬，以及那些支持我发表文章的同事们。”

1988年9月27日,陈伯达因前列腺肥大急性尿潴留住进朝阳医院。10月中旬,医院因保守疗法无效,决定手术治疗。正在手术的准备过程中,陈伯达服刑十八年期满的日子（10月17日）到了,公安部决定在病房内举行一个简单的释放仪式。10月17日上午,陈伯达在单人病房里吃罢早饭,坐在沙发上等候。另一张沙发空着,是留给公安部领导的。8点多钟,走廊里传来了许多人走动的声音,但他们没有进病房,都走进斜对面一间空着的屋子去了。曲大夫进来照例查了病房,说:“他们好像已经来了,别着急,得等一会儿。” 过了半个多小时,不见动静。陈伯达有些不耐烦了,说:“我都八十五岁了,不知道还要搞什么名堂,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儿子陈晓农见状，劝慰了他几句。又过了一会儿,进来几个穿便服的年轻人,要支录像机。因屋子太小,选支放点很费事,最后不得不把输液架挪走,才在床脚前支放好了。陈晓农对其中一人说:“能不能请他们快一些来,老人的病不轻,这样老等着,他精力坚持不了。”年轻人犹豫了一下,答应去催一催。

九点四十分左右,一位瘦高个子的公安部领导在萧键（北京市公安局干部、陈伯达保外就医期间的监管人）和医院王浩书记的陪同下走入病房。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每人搬把椅子,一起跟了过来。病房不到十平方米，除了那位领导坐在沙发上,其他人都排坐在木椅上,有的人只好坐到敞开的门外面。一位年轻人拿起照相机，对着陈伯达要照相。陈连连摆手:“不要拍照！不要拍照！我快不行了，有什么好拍的？”萧键首先开口：“这位是公安部的于副部长（于桑），请他发言。”于副部长对陈伯达说：“今天是你的刑期结束之日，我们将不再过问你的事。你现在将被安排至北京市文史馆，那里的工作人员将负责你的事务。另外，你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五年也将由他们执行。你的生活待遇将保持不变，考虑到物价上涨，每月将增加五十元，总共二百五十元。老陈，你有什么想说的吗？”陈伯达似乎没有听清，不假思索地回应：“你刚才说什么？还要再加五年刑期是吗？我说，加八年、十年、一百年都行，随便加多少！”于副部长说：“老陈，今天应该是你高兴的日子。”陈伯达回应：“我今年已八十五岁，又得了这样的病，都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再加五年刑期，我不可能再活五年了。”此时，萧键将释放证明递给陈伯达。陈伯达看了一眼后表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中国人民也是伟大的，我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曲折。我个人非常渺小，无论怎样处理都无关紧要，听天由命就是了。”于副部长问：“你不是讲唯物主义吗？怎么还相信天命呢？”陈伯达举起右手指向天空：“天就是党。听天由命就是听党安排。”于副部长回应：“哦，是听党安排。”随后，萧键介绍了陈伯达将被安排至北京市文史馆的相关事宜，并起身介绍了文史馆的书记兼副馆长徐世正和办公室主任范国慧等人。徐世正代表文史馆发表了简短讲话。至此，释放仪式也宣告结束。

1989年7月31日，周扬走完了他传奇般的一生。翌月，陈伯达以颤抖的手书写了悼念之作：“创延安鲁艺，育一代英才。谨以此文，悼念周扬同志，时值1989年八月。”周扬的亲属在收到这份挽词后，随即回书致谢。

转眼间，九月二十日，陈伯达同志不幸与世长辞。相关部门通知，后事将从简办理。然而，数十位熟悉陈伯达的亲朋好友听闻噩耗后，纷纷自发前往殡仪馆，向遗体表达哀思。其中，几位远道从福建家乡赶来北京的亲戚，因北京当时正处于特殊时期，抵达天津后无奈只得折返。北京市文史馆的书记、副馆长以及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北京市公安局的多位干部，朝阳医院的医生，以及中新社等新闻媒体均参与了陈伯达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作为唯一的官方机构代表，北京市文史馆敬献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