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能设想中国人民会同意以任何形式把台湾从中国国土上分割出去”】

1973年3月10日，周总理已身患重疾，在此情况下他提出建议，邓小平重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随后逐步协助毛主席处理党、国家及军队日常事务。

自1949年蒋介石集团占据台湾后，两岸进入军事对峙阶段。因台湾国民党当局拒绝开展对话，持续宣扬“反攻大陆”，20世纪50年代接连爆发三次“台湾海峡危机”。

针对蒋介石派特务与侦察机至大陆，并签署所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意图“倚仗美国抬高自身地位”的行径，毛主席表示：“你们不愿和谈，那便只有一战。”

1958年8月23日起，解放军对金门展开大规模炮击行动，国民党军在遭受重创后实施炮火反击，双方炮战持续近二十年。

虽解放台湾的立场与决心清晰坚定，但美国为遏制、干扰新中国，长期插手中国内政，致使台湾问题由原本的中国内部事务演变为复杂的政治问题。

新中国成立20余年间，美国联合部分盟国在国际场合持续歪曲事实、散布谣言，将新中国解放台湾的正当举措恶意歪曲为所谓“侵略”，行径实属卑劣。

20世纪70年代初，两岸遭遇的国际局势出现重大转变。

1971年10月25日，新中国在众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支持下，重获联合国合法席位，同时把台湾蒋介石政权代表逐出联合国。

此举不仅重重打击了妄图维持所谓“国际认可”的蒋介石，也重重打击了表面或暗中与台湾当局有所勾连的美国政府。

其次，奉行“务实外交”政策的美国尼克松政府，因苏联咄咄逼人的态势，不得不主动寻求与新中国开展对话。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分别与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进行会面，2月28日，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

同期，在以周总理为代表的新中国优秀外交人员持续努力下，新中国在国际社会结交的友邦日益增多。

1972年初中美开启对话进程后，中国于当年同英国、日本、联邦德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国家相继建立外交关系。

这些积极迹象均表明，局势正日益朝着对新中国有利的方向演进。

这些让步是美国在谋求联合对抗苏联的形势下，不情愿地做出的。尼克松访华后，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反复变化，充分体现了美国人的务实立场。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履职时，距尼克松访华已逾一年。此时尼克松正因1972年6月爆发的"水门事件"陷入困境，无暇顾及其他事务。

1974年8月8日，尼克松遭逼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接任其职位。

相较于前任尼克松，福特在魄力、政治策略及决断能力方面稍显逊色，致使美国政府在越南撤军、美苏核裁军、环保等国际事务中迅速陷入困境。

美方既试图取悦中国，又不愿舍弃利用台湾当局谋取利益以牵制中国，实乃卑劣龌龊之心态，导致中美关系发展进程艰难。

台湾问题关乎中国统一，本质是主权问题。中国人民绝不会允许以任何方式将台湾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这是绝无可能的。

他期望美国新闻媒体能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明确立场广泛传播，并促使华盛顿方面认识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坚定不移。

1976年，周恩来总理与毛泽东主席相继离世，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重任由此传递至邓小平肩上。

【二、“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

1977年8月，美国新任总统卡特派遣国务卿万斯前往中国访问。卡特向万斯传达的立场为：美国可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条件是中国政府需承诺不通过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并公开表明将以“和平方式”处理台湾问题，排除其他途径。

首先，卡特不愿应对国会中那些顽固反华的议员：台湾当局长期向国会输送资金是众所周知之事，若与中国建交时无法给这些被收买的议员一个说法，恐怕他们会极力反对，给白宫带来巨大压力。

其次，卡特深知美国资本家的考量：时至1977年，日本及欧共体企业早已进入中国市场开展业务并获利颇丰，而拥有九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却尚未对美国企业开放。

无法获取经济收益，选你担任总统又有何意义？

然而，身为资本主义阵营领头羊的美国，无法在社会主义中国面前失了颜面，况且从长远角度分析，中国仍是美国潜在的竞争者。

最终，美国有迫切意愿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原因在于，美国与苏联就《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展开的谈判始终未能取得进展，且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对美国并无畏惧，反而在全球军事较量中不断采取强硬姿态。

1977年，苏联综合国力仍处强盛阶段：其坦克数量为美军五倍，核弹头保有量居全球首位，作战飞机与海军舰艇规模与美国相当。若苏联采取行动，其装甲部队可迅速推进至英吉利海峡。

卡特向万斯提出一个极不切实际的折中办法，此办法异想天开且仅为一方意愿，暴露出美国典型的霸权主义思维，中方自然不会接受。

8月24日午后，邓小平特别安排与万斯会面。当这位国务卿再次向邓小平推介其所谓的“美式方案”时，邓小平神色从容地回应道：

“我们中国具备解决台湾统一问题的能力，建议美国方面不必为此事替我们忧虑。”

后来这批外国人逐渐意识到，邓小平表述时越显平静，往往预示着事情的重要性越高。

邓小平后续所言才真正切中要害：“就全球战略层面而言，若你们坚定决心解决台湾问题，战略形势将更为有利。”

此举意在警示美方：在美苏竞争持续加剧的形势下，实际情况是美国需要中国的协助，而非中国对美国抱有期望。

此次，在美国政坛活跃数十年的资深政客万斯，明显察觉到邓小平态度冷淡，他不再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相关细节展开讨论。

邓小平已明确表态，美国人此行将无功而返。

1978年1月，邓小平与访华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就台湾问题展开交谈，他明确表示：“解决台湾问题，两种手段皆不可排除。”

在当时情形下，“和平统一”途径更具优势，但若此途径无法实现，则只能采取“武力统一”方式。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展开坚决斗争，自1977年起开展的中美建交谈判最终以中方胜利结束，美方被迫在断绝外交关系、撤出驻军、废除旧约三个条件下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9年1月1日，中美发布公报宣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当日，另有两件重要事件发生。

第二件事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该重要公告结尾处真挚地表述：

实现祖国统一，是历史赋予当代人的重要责任……我们应团结一心，共同为这一崇高目标努力拼搏！

当日，邓小平于全国政协就《告台湾同胞书》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列入具体日程》的讲话，明确指出“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任务提上具体日程”。

推动祖国统一进程，由祖国与人民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所决定。

反对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达成祖国统一的基本策略，由毛主席与周总理在生前确立，然其尚未达成此目标便已离世。

历经两年多努力，至1979年初，邓小平进一步推动这一目标取得重大进展。中美建交后，推翻了美国支持台湾、纵容台湾“独立”的法律根基，中国在实现统一进程中获得了更大主动权。

1978年10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此举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国内右翼反华势力，致使其与台湾方面勾结的态势暂时减弱。

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与卡特总统会面期间，就台湾问题再次向美方表明立场，告诫美国政府勿做“推动者”。若美方执意支持台湾当局，致其有恃无恐，“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其他措施”。

此处提及的“其他选项”，显然指的是采用武力方式达成统一。然而，邓小平并未计划立即实施武力统一的方案。

海峡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彼时距蒋介石逃往台湾仅三十余年，台湾政界、军界及商界诸多人士均来自大陆，对大陆怀有深厚情感。

若两岸发生冲突，势必造成人员伤亡，且台湾省多年发展成就将付诸东流，受损的仍是民族整体利益，结果将使亲人痛心、敌人快意。

其次，当时动用武力方式并不成熟，因人民解放军装备程度尚无法达到现代化登陆作战要求。

尤其海军缺乏大型两栖登陆舰及航空母舰，在运送大规模部队安全通过平均宽度达200公里的台湾海峡时，仍面临较大挑战。

邓小平在推进和平统一进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统一的两手部署，即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强化军事能力。

兜转之后，问题再次浮现：研发装备、采购装备以及部队训练均需大量资金支持，故而发展国防事业，首要任务是推动经济发展。

国家经济发展提升，创业机遇增多，可吸引台湾同胞来大陆投资创业，进而增强其对大陆的依赖与情感联结。

此为具有长远规划的良策，显然，邓小平当时所做诸多布局均围绕“和平统一”进行，其出发点在于考虑民族未来福祉。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施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引导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此举既为改善民生、发展科技所必需，也符合保卫祖国、促进国家统一的客观要求。

还有一点，台湾蒋经国当政时期对大陆并非毫无情感，毕竟在秉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原则方面，两岸看法一致。

1982年，蒋经国于一篇追思其父蒋介石的文章中，流露出对大陆的怀念之意，此文迅速呈至邓小平案前。

邓小平认为，在蒋经国等对大陆存有情感的一代人身上，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存在可能性。

【三、“等十年、二十年，老等还行？”】

基于毛主席提出的“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需统一由中央管理外，军政及人事安排等权力均交由台湾方面掌控”的初步构想，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

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针对台湾提出“一国两制”具体构想，即“邓六条”。其前提为“世界上仅有一个中国”，在此前提下，大陆不必然向台湾派遣人员，且台湾可享有司法独立及高度自治权。

此前，全球范围内未出现同一国家内部同时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故而世界形成了界限清晰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

政治领导层存在担忧：若同时推行两种制度，民众思想是否会陷入混乱？经济运行是否会失常？社会秩序是否会受到不良影响？

实施“一国两制”决策可视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创新举措，此举需具备高度勇气与决断力，同时其意义与价值亦十分显著。

“一国两制”为台湾实现和平统一后的政治、经济体制，内政外交事务管理，以及蒋经国等人及其下属的安排等，进行了充分准备，彰显了十足诚意。

香港、澳门问题得以和平处理，本质上可视作“一国两制”的初步实践，而这一创造性构想面临的最核心挑战仍是台湾问题。

邓小平与蒋经国存在一定渊源，早年两人同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彼时邓小平担任蒋经国所在党小组组长，蒋经国视邓小平为兄长。

不过短短几十年时间，双方身份均发生重大转变，最终分别成为海峡两岸的引领者。

1980年，邓小平时年76岁，蒋经国70岁。在蒋经国推行的涵盖交通、重工业、能源等领域“十大建设”政策推动下，台湾经济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显现出若干新特征。

这一年，邓小平首次委托他人向蒋经国传达信息：“若我们这一代能妥善处理两岸统一事宜，历史将给予我们正面评价。”

随后数年里，邓小平与中共中央多次借由撰写公开信、委托他人传话、公开发表讲话等途径，敦促蒋经国把握时机，与中方开展谈判，以推动和平统一大业，成为中华民族的有功之人。

双方或许都知晓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关乎民族大义的立场上，任何有良知、有责任感的政治人物都会为之动容。

蒋经国在政治智慧层面，与顶尖政治家相较仍存不足。他对于海峡对岸传递的信息多次迟疑，对大陆展现的友好态度明显心存疑虑。

他首要担忧的是，台湾多年维持大规模军队高度戒备，若双方启动谈判，台湾将因“以小对大”而居于劣势。一旦谈判破裂，军心士气将遭受重创，届时其个人安危亦难以保障。

第二，台湾作为面积狭小岛屿，缺乏战略纵深，若在谈判期间放松警惕，大陆实施“突袭”，其将难以有效应对。

其父蒋介石本就是玩弄权谋的能手，蒋经国长期受此影响，对这类情形难免有所感触。

第三点在于，美国作为背后潜在影响因素，绝不期望两岸实现和平统一，若出现此情况，美国或许会采取行动，届时在统一事宜未达成前自身安全便可能受威胁。

因而，蒋经国在外宣传时仍坚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说法，以及“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这“三不”政策，两岸关系僵持状态大体未变。

邓小平对台湾方面态度并不感到意外，从他与外宾交谈中可看出，他对实现统一有着自身规划的时间安排。

当前，台湾当局明确拒绝与大陆展开对话，对此我们并无他法。然而，等待一年、两年、三年乃至更久，甚至十年、二十年，如此长久等待并非长久之计。

【四、“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来恐怕做不成了”】

1985年后，蒋经国罹患严重糖尿病，体力渐弱，对台湾局势掌控已感吃力，实难再深入思考两岸关系后续发展事宜。

当前，台湾地区与大陆仍存在共识，即均认同一个中国原则。然而，若蒋经国离世，或许会出现实质上“两个中国”的局面。在此情况下，我们无法作出不使用武力的承诺。

1987年10月11日，身体状况极差的蒋经国勉强主持了台湾历史上规模极大的“侨泰”实兵演练，意在向参与观摩的岛内外人员表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既定国策不会改变。

蒋经国先安排军事演习，随后开放探亲，此举措显露出其在处理两岸事务时的无奈与矛盾心境。

仅隔两月，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突然离世，此事令邓小平颇感意外。蒋经国生于1910年，较邓小平年轻6岁，按常理不应如此早逝。

此次意外令邓小平深感惋惜：蒋经国过早离世。其突然逝世，给刚开启的两岸“破冰和解”进程带来了重大难题。

此时，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谈判已圆满结束，他随即对实现台湾统一的策略与路径作出调整：中国要依靠自身发展来解决所有问题！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时表示：“我最大的心愿是能活到1997年，因为到那时香港将回归，我希望能去那里看看。我也希望能去台湾看看，但1997年前解决这一问题看来有难度。”

1989年前半年，国际局势再度出现重大变动：中美关系出现波折，东欧发生巨变，苏联呈现明显衰落态势，冷战接近尾声。

邓小平预见到美国不久后会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动作，故而加速了后冷战时期中国国际关系及生存空间的战略部署。

1989年5月15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访问。次日中午，已卸任领导职务的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会面。

与戈尔巴乔夫会谈临近结束时，邓小平略带遗憾地表示：“我此生尚有一事未了，即台湾问题，恐怕难以见证其解决了。”

自1977年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后，他平定南疆局势，大力推动改革开放进程，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并成功收回香港、恢复澳门行使主权，于美苏两大强国间灵活周旋，促进中印、中越关系实现和解，这一切成就皆在短短十二年内达成，其功绩卓越，足以载入史册。

老者精心筹划，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长远规划。虽生前未能目睹国家最终统一，但后人定会承其遗愿，将此伟大事业持续推进。

向为国家繁荣、民族振兴竭尽全力、倾注心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致以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