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

在暴风雨的夜里，

我怀念着您！

窗外是夜，

怒吼的风，

淋漓的雨滴。

但是我的心啊，

飞出去寻找您。

我对着虚空呼唤：

您在哪里？您在哪里？

为什么我找不到您？

您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

还是沉埋在冰冷的狱底？

兄弟！兄弟！

我的心灵为您流血，

我的呼声追寻着您！

您在哪里？您在哪里？

白发苍苍的老人甘粹，唱着林昭（原名彭令昭，林昭为笔名）作词作曲的《呼唤》之时，神情凝重，眼里充满了泪水，他说：

“此曲出自林昭之手，是她所教我吟唱。在那个妖魔横行的岁月，我之所以得以生存，全赖这首歌曲赋予我的力量。如今回首，方觉这曲子原本是为我而作。”

甘粹与林昭于北京景山公园。

我与林昭相识一年。

1958年6月，林昭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在北京大学期间，林昭曾隶属于负责新闻专业教学的副主任罗列，而当他抵达中国人民大学后，罗列依旧担任新闻系的副主任一职，系主任则由安岗担任。林昭在被打成右派分子后，随之而来的是罗列的名字。她，是北京大学首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一员。

人大新闻系对学生群体中划定的二十余名右派分子进行了归类，这一比例在当时的学生中占据了约十五个百分点。我们这些被标记为右派的学子，被迫在校园内负责清扫卫生，甚至捡拾西瓜皮。在人大教师队伍中，有位名叫杨纤如的右派教师，她后来创作了一部名为《伞》的小说。我们这些学生右派与她一同参与了劳动改造。某日，我目睹一位身形瘦弱的女学生加入我们，一同进行卫生清扫和西瓜皮清理的工作。经询问得知，这位女学生是来自北大的才女林昭。

昔日，我对林昭的生平知之甚少，仅知晓她也系调干生出身，得以踏入北大之门。传闻中，她……在众人纷纷对张元勋进行指责之际，她挺身而出，在北大讲台上为他辩护，却因此被贴上了“右派分子”的标签。

我人民大学新闻系的105名学生，皆系选拔而来的干部子弟。及至三年级，即在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我便预感到了这场运动的临近。

赵培兰同学，我们的同窗，其爱人李庄身为《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曾有幸陪同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与记者代表团共商国是。记得有一次，周末我与同学张起良一同前往李庄家中拜访。当时李庄刚从外归，为家中孩子带回了几辆玩具汽车。其中一辆不慎滑至玻璃桌边缘，跌落桌面。李庄当时向我们言道：“切莫轻信报纸上的喧嚣之声，他们即将反戈一击，社论草案业已拟定。”

后来方知社论是《这是为什么？》。

得知此事后，我在人民大学选择了沉默，未发表任何意见，亦未张贴任何大字报。

1957年，在反右运动的浪潮中，中国人民大学对众多教师和学子进行了批判，共判定200余人成为右派分子。然而，尽管如此——中国人民大学分配给右派的指标为400名，我便是其中之一。我之所以得以被纳入名单，原因无他，只因我对他们中的林希翎先生抱有同情与支持。

“我可以发表意见吗？”

主持人无奈放行女孩发言。女孩当众严厉批评了这篇论文。

这位少女便是林希翎，本名程海果。她曾投身军旅，亲身经历了朝鲜战场的硝烟，更被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赞誉为“最勇敢且最具才华的女青年”。

我由衷佩服那小女孩。

林希翎在人民大学的鸣放时期及反右派运动中发表的观点，言辞犀利，颇具锋芒。在担任人大城北学生分会秘书长期间，学校举办了一场辩论赛，由于党团员未参与，我便负责统筹。在辩论过程中，左派成员纷纷对林希翎进行指责。这时，林希翎向我询问：“我是否拥有发言的机会？”我随即安排她作为第七位发言者，然而，但...每当她开口讲话，左派群体便纷纷吹起口哨，甚至有人迫不及待地夺走了林希翎手中的麦克风。

林希翎当时因与胡耀邦的秘书陷入热恋，手中握有一份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鉴于报告当时的绝对机密性质，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在幕后力劝，务必禁止其阅读这份报告。因此，左派人士纷纷上台，企图夺取这份保密文件。

我当时忍不住说。争抢麦克风，甚至将他人推搡至台下跌落，这等行径，何谈民主？正是这句质问，让我在1958年2月14日这一日，被贴上了右派分子的标签，党籍亦随之被剥夺。免处分，留校。

1950年4月，林昭（前排左四）与苏南新专的同窗好友们一同登临无锡惠山石门之巅。

我与林昭的相识，始于1958年6月之后。那年的第二学期伊始，同窗们纷纷前往报社进行实习，而我却被分配至人大资料室，接受劳动改造的锻炼。

此刻，资料室内仅有三人。我和林昭，我们二人正身处劳动改造的监督之下。而我们的领导，刘少奇的前妻王前，此时已与聂真结为连理。

每日，我与林昭一同前往新闻系的图书馆，埋头于翻阅报纸的浩瀚海洋。我们的主要职责是深入研究国民党的报纸，将相关信息记录在卡片上，以此积累编写中共报刊史的宝贵资料。

林昭，1932年诞生于苏州，自1949年苏州宣告解放，这位年仅17岁的青年便投身革命浪潮。随后，他进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深造，毕业后被分配至《苏州民报》，担任记者与编辑一职。1954年，林昭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林昭与同学于北大门口合影

林昭在人民大学图书馆资料室时，健康状况不佳，咳嗽声不断。王前关切地提醒我：“你身为男同志，得多关心一下林昭。”于是，每当林昭身体不适，我总是第一时间得知，便主动为她打水、烧饭。随着冬日的临近，林昭的宿舍里缺少暖气，我便在学校总务处为她申请了一台炉子，并亲自安装在她的房间内。每日，我都会为她生火取暖。

林昭那时尤为偏爱明清时期的线装笔记小说。在这段时光里，她创作了两首诗，其一为《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其二为《海鸥之歌》。她反复打磨，每完成一处修改便让我审视，并朗读给她听。同时，林昭还尝试将鲁迅的名著《伤逝》改编成电影剧本。

在那个年代，学生食堂的餐桌上摆满了包谷面窝窝头，搭配着简单的咸菜。每当我看到她面对那粗糙的窝窝头难以下咽，我便买来肉丝炒白菜作为补充。我们都是调干生，我的助学金每月29元，林昭的则是25元，每月仅需七八元的生活费便足够。然而，有一段时间，她的病情久久未能好转，我便特意前往北京东四的广东饭馆，购买那里的广东肉丝，让她能够品尝到一丝家的味道。

在生活的关照之下，加之我们在思想观念上并未持有反党或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仅仅认为社会主义尚有改进的空间，我们因共同的遭遇和共鸣的心声，逐渐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日间，我们携手制作卡片，而夜幕降临，便相对而坐，分享彼此的思绪与过往，彼此间的共鸣如同患难与共，于苦难中寻得乐趣。每逢周末，周六与周日，我们便会踏入公园，在那里，我们谈论各自的家庭故事，探讨对社会的见解，交流人生感悟，畅谈理想与抱负。

林昭与同学在北大

我于1932年诞生于湖北汉口，与林昭同年同月。1950年，我加入了共青团，1954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随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创立，我作为调干生，在众多保送生中崭露头角，成功考入了人大新闻系。从相识到彼此依恋、倾心相爱，我们的感情可以说是在反右运动的风云变幻中，将两个年轻的心紧紧相连。

林昭结识了一位名为倪竞雄的同学，此君现仍健在，居于上海。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编剧。日前，倪竞雄因参加北京的一次会议，特意前来探望我们。他慷慨地赠送我和林昭两张话剧门票，于是我们一同前往观赏。正是倪竞雄将林昭引荐给我，从而揭开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秘密。

此刻正值大举炼钢之际，人民大学亦点燃了高炉，我们这些右派分子被安排在夜间轮值。全城上下掀起消灭四害的热潮，捕杀麻雀，整个北京城仿佛陷入疯狂。此后每逢周末，林昭便会带我前往位于北京灯市口的基督教堂参与礼拜仪式，然而在“文革”期间，这座教堂不幸被红卫兵拆毁。

步入教堂参与礼拜，我才得以了解基督礼拜的全过程。入内之际，每人领得两本书籍——一为《圣经》，一为《赞美诗》。随牧师领诵，众人起身，在唱诗班的引领与牧师的带领下，齐声吟唱赞美诗。那份庄严的气氛，如同一股清泉，洗涤了那些郁闷的日子，将我们带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超然境界。

我本以为教堂会是老一辈与孩童的专属之地，未曾想，这里的主角竟大多是年轻的面孔。这不禁让人深思，人们或许是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纷纷寻求那片精神庇护的净土。

林昭思想偏执。我告诫你，切莫盲目硬碰，那无疑是鸡蛋碰石头，但林昭却固执己见。她宣称，我正是要去挑战，我坚信，只要成千上亿的鸡蛋齐心协力，这顽石终将承受不住，被我们击得粉碎。

作为两个右翼阵营的成员，我们的相恋激起了众多人的不适，甚至有人在我经过时主动与我示意打招呼。谈恋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挑战。

我将此言告知了林昭。林昭反问我：“你难道不感到恐惧吗？”我答道：“有何可怕？”她微笑着，便与我携手并行，在人大的校园中往来穿梭，故意引人注目。这一幕，无疑揭示了林昭的个性。

1959年8月，我向新闻系的领导们提出了与林昭结为连理的愿望，当时在场聆听的有新闻系的党总支书记章南舍同志以及一位女性同事。我向系领导阐述我提出与林昭结婚的初衷，主要希望借此机会能够将我们两人分配至同一岗位。

章南舍说，右派何需结婚？

鉴于先前我与林昭交往，他曾就此向我们致以提醒，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未予以重视。认为我们抗拒改造，不允婚。并且此刻轮到安排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分配岗位，他却特意将我派往新疆，要求我在9月1日之前离校。

那是在1959年9月26日，我不得不被送往遥远的西北边疆——新疆。在北京火车站，我们心头笼罩着阴霾，久久地伫立在月台上，离别的痛苦撕裂了我们的胸膛，灼烧着我们的脸庞。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林昭曾说过的话：

“阿三，我爱你，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之前就曾预言过，他们必将如此对我们下手，将你派遣至最偏远的边陲地带。”

“不，请不要如此担忧，我并不惧怕他们！我们终将重逢，共同相聚！”

“我怕你不再回来！”

未曾，我未曾目睹过她那般颤栗与抽搐的眼神，凝视着她那令人寒毛直竖的惊恐之态，我瞬间感到月台上的所有其他生命仿佛瞬间凝固，不复存在。尽管周围喧嚣纷扰，人潮涌动，送客与登车的声音交织不息，然而这一切在我眼中已变得无足轻重。我紧握她的手，坚定地告诉她：“请相信，终有一天，她会归来！”

“何其残酷，何其残酷啊！”林昭泪眼盈盈，声音嘶哑，直视着我的双眼，悲戚地说道，“一切都已走到尽头……”

“难道真的万事皆休了吗？我们只是暂别，怎能就此断言一切尽失？毕竟，我们的心灵早已紧密相依，不是吗？”我满怀激情，急于将心中所有积压的情感倾诉而出。

“你能回来吗？”

“必定会到来的，我定将归来，必定归来……你务必耐心等待那一刻。”话语间，我的泪珠悄然滑落。林昭同样泪眼朦胧，我们脸颊紧贴，深情地相互拥抱着。

车站的钟声悠扬响起，那声音宛如利箭，直刺我的胸膛。我们紧紧相拥，唯恐这温馨的瞬间被无情拆散。

她的话语如同连珠炮般不停：“我们不能分开，阿三，你绝不能离去！”向来坚强的她，从不轻易流泪的她，此刻却忍不住泪如泉涌。

这是我平生首次，亦是最后一次目睹她的泪滴。我愈发用力地拥抱着她，哽咽着劝慰：“别再哭了，别再哭了！”我的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涌出眼眶，我同样沉浸在泪水中。

火车的轰鸣声将我们自悲痛的深渊中唤醒，我不得不从她的怀抱中抽身，踏上车厢门的踏板。她紧随缓缓启动的列车，手中那方早已被泪水浸湿的手绢在空中摇曳，狂乱地呼喊：“我等你，我等你，你一定要回来啊！”

此刻，我内心涌起一股冲动，几乎不顾一切地想要跳下这列疾驰的列车。然而，现实无情地告诉我，已经为时已晚，列车速度愈来愈快，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冲出了车站。她那娇小瘦弱的身姿，在我泪眼朦胧的视野中，逐渐变得模糊，直至完全消失在视线之外……

许宪民（左）、林昭（中）

不久我得知，林昭的母亲许宪民抵达北京，特地拜访了享有盛誉的七君子之一史良。史良随即与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取得联系，并在他的协调下，学校最终同意让林昭返回上海休养。

我乘坐火车抵达了甘肃与新疆的接壤之地尾亚，随后换乘汽车，历经三天跋涉，终于抵达了乌鲁木齐。抵达乌鲁木齐的次日，恰逢1959年的国庆佳节。抵达新疆后，我被分配至焉耆的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

于焉耆招待所，我听闻众多逃出农场之人诉说着农场生活的艰辛，言辞间满是苦楚。听闻此言，我心中生惧，遂即刻转身返回乌鲁木齐。在乌市，我将御寒的棉衣与行李变卖，随后搭乘汽车重返尾亚，继而又乘坐火车返回了上海。

我居于兄长的宅邸。一日，我赴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拜访林昭。彼时，她居于二楼的一室之中，其母及妹妹亦同处一室，然而她母亲对我的态度显得颇为冷漠。直言不讳地讲，她的母亲对我们的恋情持反对态度，主要原因是她不愿见到女儿再次嫁给一个右派人士。

那些时光里，林昭每日都陪伴着我漫步于上海的外滩，穿梭于黄浦公园之间。我们常坐在长椅上，谈笑风生，而每逢周末，我们还会一同前往上海乌鲁木齐路的教堂，虔诚地参与礼拜。

尽管上海广袤无垠，却容不下我微小如针的立足之地，因此我只能重返新疆。在上海逗留了一周之后，我兄长为我整理了行囊，我再次踏上了回新疆的路途。

位于塔里木河畔的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乃是一个劳改农场。抵达后，我被分配至管制队。该队汇聚了众多处于监督下劳动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以及右派分子。日复一日，我们如同被枪口逼迫，被迫投身于繁重而污秽的劳作之中。清晨破晓之际便开始劳作，直至夜幕低垂，皓月当空，我们方才结束一天的辛勤劳碌。在此地，每过十日便迎来一周的休假时光，其间需抽一日投身于公益劳作，或是前往戈壁滩采集薪柴与甘草。唯有在五一劳动节和国庆节，方能享受到整日的悠闲与放松。

初至之时，尚能按46斤的定量进食，然而不久后，这一数量锐减至18斤。然而，经过一番扣减，实际所获往往不足18斤。出工归来，我们便只能转向挖掘野菜以解饥渴。在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的艰难时期，我们的管制队遭遇了极大的困境，许多队员因饥饿而离世，约有二三百人之多。那时，人们先是出现浮肿，随之而来的是其他疾病的侵袭，导致许多队伍几乎全军覆没。然而，队长和炊事员却幸免于难。

幸得兄长与妹妹的慷慨相助，我才未至于饿困。哥哥当时身处上海，时常邮寄水果糖与饼干至我处；而妹妹在云南，亦曾寄来猪肉，我尚未抵达宿舍便已尽享美味。此后，兄长与妹妹每隔两三个月便邮寄全国粮票予我，凭借这些粮票，我每日得以额外享用一个馒头。

在这段时日里，每逢星期日，我便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提交申诉，力陈自己右派身份的冤屈。同时，我每周至少会给林昭寄出一封信。然而，到了1960年，她的消息便戛然而止。我曾致信她的母亲和妹妹，却始终没有收到任何回复，直至今日方才恍然大悟。她因在由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的右派师生所创办的地下刊物《星火》上发表文章而遭到逮捕。

此后，我所在连队的一名上海籍学生返沪探亲，我便托他代为打探林昭的消息。那位上海学生此后音讯全无，然而，他在信中告知我，林昭因病重住院，暂时无法前来。我虽能领会其意，但心中忧虑重重，恐怕她病情严重，甚至有被捕之虞。

1968年5月1日，一场梦境在我心头萦绕。梦中，林昭身着素洁的白衣，头戴孝帽，她扶着棺木缓缓向我走来。我心中不禁疑惑，林昭的面容为何如此栩栩如生，仿佛她有话要对我诉说。于是，我向一位与我一同进行思想改造的四川峨眉山老和尚求教。这位老和尚因在统购统销期间为母亲购买了五斗谷子而触犯法律，被判刑后刑期届满，却仍被留场。老和尚告诉我，梦境往往与现实相反，林昭已经结为连理。听闻此言，我内心深感悲痛，后来方才明了。林昭，于1968年4月29日遭受枪决，她的离去，如同一场悄无声息的告别。

1969年3月17日，我与杨运冲一同逃离了农场。我们事前精心筹备，购置了一斤饼干和一斤伊拉克蜜枣。当天收工后，我们潜藏于沙包之后，待夜幕降临方才悄然离去。

当时，警卫人员追赶我们，而实际上，我们与他们始终保持着不远距离。为了防止脱水，我们沿着塔里木河一路前行。在戈壁滩上，每隔5公里就竖立着一个用于地质测绘的三角架，我们便跟随这些三角架的方向，徒步走了50公里，最终抵达了尉犁县城。在县城稍作补给和休整，直至夜幕降临，我们又从尉犁县出发，继续前往库尔勒。

于库尔勒，我们偶遇了追踪而至的警卫，然而警卫并未察觉到我们的行踪。随后，我们搭乘汽车抵达了焉耆，再从焉耆转至乌鲁木齐，最终乘坐火车抵达了北京。

抵达北京后，我选择入住国务院招待所进行上访。在此，需先进行登记、排队，随后接受安排。我在上访中反映，早在1968年之前，我的右派帽子已被摘除，但依旧被囚禁在劳改队中。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要求由当地部门处理。他们为我提供了火车票。但当地部门真的能解决我的问题吗？无奈之下，我成为了乌鲁木齐的一名无业游民，靠拍照为生。

我购置了一张伪造的证明，上面印有“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工农兵照相馆”的字样，便前往农村从事照相生意。每拍摄一张照片，我收取一元，而他人使用一个胶卷通常只能拍摄十六张，而我却能拍下十七张甚至十八张。起初，我心中满是忐忑不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胆量逐渐膨胀。我甚至将照相地点选在了国防公路旁，内心深处，我渴望探查这里的真实情况，并计划若情况不妙，便逃往苏联。

在这里我被抓了。他们把我吊起施以殴打，指责我是苏联间谍，我忍受不了这般的折磨，便被迫承认自己为苏联间谍。

那些人将我押送至新疆建设兵团师部，我在此处宣称，我之招供纯属屈打成招，我言辞中所述，皆非事实。

起初，他们难以置信，于是我卷起衣衫，暴露出身上触目惊心的伤痕，并向他们坦诚我是来自四川万县的流浪者，名叫陈永清。陈，取自我母亲的姓氏，而永清，则寓意着我一生坚守清白之志。

然而，他们在万县进行了调查，却并未找到任何关于此人的记录。我随即告知他们我是四川奉节县人，但调查结果依旧一无所获，于是我被长期拘押，不得释放。

情急之下，我只得自称是农二师的异类。在被押解回农二师的管制队后，他们并未对我实施虐待或打击。毕竟，劳改队最惧怕的是犯人逃跑，因此他们便把我作为鲜活的反面教材，在大会上对我进行批判。他们宣称，像我这样有才干、头脑聪明的人，都已山穷水尽、遍体鳞伤，若其他人逃往外界，唯有死路一条。

我逐渐领悟到，尽管我外出后获得了身体的自由，但我的心灵却并未真正获得解放。每日住宿花费两元，三餐、烟草以及胶卷的购买，日常开销几乎固定在十元左右。

这样，我就在管制队一直待到了1979年。胡耀邦上台，平反冤假错案。我同班同学陈敏是《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她的丈夫就是原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她给我来信说中央51号文件给右派平反，让我赶快到北京来。

1979年2月，我踏入了北京的土地，并在陈敏家中安顿下来。中国人民大学对我实施了“三恢复”政策，即恢复我的工作、工资以及党籍，但具体工作需自行寻觅。于是，我委托钟沛璋引荐，得以加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担任编辑一职。经过两年的辛勤工作，我成功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并担任资料室主任，直至1992年光荣离休。

自我归返京城，转向右派身份之后，便即刻赶往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相关部门，以求探询林昭的最新动态。负责处理此事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人员告诉我，林昭被误划为右派，其身份的纠正并无异议，然而，她后来又因反革命罪名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刑罚，此事应由上海市人民法院自行进行甄别与处理。

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许觉民，与我的人民大学同窗张木兰结为夫妻。记得在1980年某日，我于张木兰家中偶遇林昭的胞妹彭令范，这才得知许觉民竟是林昭的堂兄，亦了解到林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枪决的悲剧。

听闻林昭遭枪决之噩耗，我初闻此讯，心中不禁愕然，犹如晴天霹雳猛然袭来。纵然我对林昭之逝早有预料，然泪水依旧无法自制，如泉涌般汩汩流淌。

在那不眠之夜，彭令范再次向我娓娓道来她姐姐的故事，并出示了一份法院的判决文书。文书中清晰地印着：

上海高院

刑事判决书

林昭，又名彭令昭、许萍，女，一九三二年生，江苏苏州市人，原北京大学学生。

林昭于一九六五年五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现经本院复查查明：

林昭在一九五八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因精神上受到刺激，一九五九年八月开始患精神病。嗣后，曾以写长诗、文章等表示不满，并非犯罪行为。一九六五年对林昭以反革命罪判处徒刑显属不当，应予纠正。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等表示不服，一九六八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处以极刑，显属错误，应予纠正，据此本院特重新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九六二年度静刑字第一七一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一六号两次判决。

二、对林昭宣告无罪。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二日

手捧判决书。心中不禁疑惑，这世间竟容不下这样一位风华正茂的弱女子，她不过36岁啊！我仿佛听到了林昭那充满义愤的呼唤——《啊，大地》：

啊，大地，祖国的大地，

你的苦难，可有尽期？

在无声的夜里，

我听见你沉郁的叹息。

你为什么这样衰弱，

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

为什么你血流成河？

为什么你常遭乱离？

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

竟永远不能在你的上面升起？

将此滴鲜血融入祖国的血脉，将之奉献给所深爱的自由。擦拭、抹去、洗净吧！这是血啊！殉道者的血痕，又有谁能彻底抹除？

1980年12月11日，林昭的北大同窗、中国新闻社的职员王谨希女士，以及新华社的陆佛先生，为这对伉俪，于北京市北新桥东三条胡同的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内，寻觅了一间小巧的会议室，在此为林昭举办了首场追悼仪式。

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的聂真，以及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北京市政协副主任罗青，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林昭的恩师，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晦、杨佰俊、乐黛云、于效谦、张隆栋、伍栖强，以及林昭的同窗林斤澜、倪竞雄、金易东、张玲、邓荫柯、王谨希、张元勋、陆佛为、刘绍棠等，共计80余人，共同出席了此次悼念仪式。

悼念筹备组接到上海、苏州等地的唁电和唁函共计30余份，以及挽联和挽诗30余件。北京大学教授张谷若、《解放日报》的胡子衡、江苏作家协会的高晓声、陈椿年等知名人士均创作了挽联以示哀悼。香港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题目为《不寻常的追悼会》。此后，林昭的北大同学以及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同窗在苏州灵岩山为她修建了墓地，并将她的头发和一些遗物安放其中。

林昭的骨灰由《女篮五号》导演刘群的女儿妥善收存，安置于上海嘉定华亭的息园公墓。刘群的女儿在私下将这一信息透露给了彭令范的挚友许宛云。许宛云随即在息园巧妙地将林昭及其母亲的骨灰取出，最终将它们安葬于苏州灵岩山。

如今，我手中仅存一张我与林昭1958年于北京景山公园留影的照片。当年在新疆流亡之际，我将所有影像付之一炬，唯独这张照片，我寄给了四川万县的旧时战友杜之祥。直至1979年政策得以落实，他方才将此照片辗转寄还于我。

我与1988年结缡的伴侣周萍萍一同出席了林昭骨灰的安葬仪式。在仪式进行间，我仿佛又重新聆听了那首充满深意的歌曲：

在暴风雨的夜里，我怀念着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