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中国历史上最牛的乞丐是谁？

可能很多人都答不上来。但如果我告诉你，有个人靠要饭，要了整整38年，攒下了相当于今天上千万的家产，你信吗？

他不仅攒下了钱，还用这些钱，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晚清，硬生生砸出了三所义学，让无数穷孩子有了读书的机会。山东巡抚听说他的事，亲自接见，当场捐款；光绪皇帝都为之动容，特批“乐善好施”的牌匾，还御赐黄马褂。

这剧本，放今天就是妥妥的逆袭爽文男主。这个人，叫武训。

可你敢信吗？拥有这一切的武训，一辈子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没吃过一顿饱饭。他把乞讨来的好一点的干粮都卖掉换钱，自己只吃最烂的、发霉的。

他到底图什么？一个坐拥千万资产的人，为什么活得比谁都卑微？

时间，要倒回到他17岁那年。

那时的武训，还叫武七，是个给地主家打长工的穷小子。他没读过书，不识字。辛辛苦苦干了三年，到头来，地主拿着一本假账本，说他不仅没工钱，还倒欠钱。武七想理论，换来的却是一顿毒打，被打得口鼻流血，扔在了野外。

他在一座破庙里昏睡了三天三夜。这三天，没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只知道醒来后的武七，像是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少年，他的眼里，燃起了一团火。

他想明白了，自己之所以被欺负，就是因为不识字！穷，不可怕；不识字，才是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的根源！

从那天起，他发下了一个近乎疯狂的誓言：这辈子，不娶妻，不生子，就是要饭，也要办一所义学，让天下的穷孩子都能读书，不再受他这样的屈辱！

他上路了。

肩上一个破褡裢，手里一个铜勺，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为了攒钱，他把自己的长辫子剪了，卖了一吊钱。为了钱，他可以放弃一切。尊严？那是什么？能换成砖瓦给孩子们盖学堂吗？

他学着唱戏，编出顺口溜：“我积钱，我买田，修个义学为贫寒。”他像个小丑一样，在街头表演蝎子爬、打滚翻跟头，甚至吞瓦片、吃蛇蝎，只为博人一笑，换几个赏钱。有一次，一个富家子弟牵着骡子戏弄他：“你要是把这驴粪蛋吃了，这骡子就归你。”

话音未落，武训二话不说，抓起地上的粪便就往嘴里塞。他真的牵着骡子走了，转手就卖了钱，存了起来。

他的行为，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个疯子。可这个“疯子”，却有着比谁都清醒的账本。他把讨来的钱，一分一厘都存起来，交给信得过的乡绅去放贷生息，钱滚钱，利滚利。

他的心，硬得像块石头。亲哥哥来借钱，他一分不给；后来租地给哥哥种，哥哥交不上租，他硬是把地收了回来。母亲病故，他得到消息后，不敢回家。他躲在庄稼地里，远远看着送葬的队伍，心如刀绞。他怕，怕自己辛辛苦苦乞讨来的血汗钱，会因为一场丧事而打了水漂。

等到乡亲们都散去，他才一个人，跌跌撞撞地扑到母亲的新坟前，长跪不起，嚎啕大哭。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武训50岁。他的第一个梦想，成了！他用乞讨了三十年的血汗钱，建起了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开学那天，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武训没有站在高台上讲话，他穿着那身破烂的乞丐服，走到新请来的老师面前，“噗通”一声，跪下了，磕头恳求老师们尽心尽力教好孩子。然后，他又转身向第一批入学的学生们跪下，求他们好好读书，不要淘气。

那一刻，这个跪了一辈子的乞丐，在他亲手建起的学堂前，跪出了一个民族最挺拔的脊梁。

此后，他又相继创办了杨二庄义塾和临清御史巷义塾。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感动了大清朝的“圣丐”，却在他死后半个世纪，被狠狠地踩在了脚下。

1951年，一部根据他事迹改编的电影《武训传》火遍全国，主演是当时最顶级的巨星赵丹。可很快，一盆冷水就浇了下来。一篇措辞严厉的社论，将这部电影和武训本人，定性为“改良主义”，是对封建统治者的妥协和投降。

批判的声音认为，你武训，面对压迫，不反抗，不革命，只知道用最卑微的方式去乞求统治阶级的怜悯，这是在美化封建制度，是在给吃人的旧社会续命！这场批判的规格之高，影响之广，在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从此，“武训”成了一个复杂的符号，他的名字，也渐渐被尘封。

他到底是个圣人，还是个奴才？这个争论，持续了很久。

其实，我们不必用后人的视角去苛责前人。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底层草民，他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是阶级斗争。他只知道，读书，能让人活得像个人。这就是他最朴素的认知，也是他愿意付出一生的信念。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为他写下这样的赞歌：“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这或许是对他最公允的评价。

1896年，武训在临清义塾的朗朗读书声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病得很重，却舍不得花钱买药，吃了发霉的药丸，病情加重。他从屋里挪出来，颤巍巍地靠在学堂的屋檐下。他舍不得占用一间屋子，那是留给孩子们念书的。

《清史稿》中记载，他临终时，“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

他用一生，跪出了一条让穷孩子站起来读书的路。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曾在我们的土地上走过，我们，不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