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至 2006 年，金如柏三次获一级勋章，两子同为少将，军旅人生与家国命运交织

江西永丰县的老街头，曾有个孩子，冬天只穿着打着补丁的棉袄，从巷子口跑到塾馆，背着母亲用家里省下的一点米换来的学费。那是金如柏，父亲早亡、家境清贫，母亲却倾尽全部心力供他读完高小。家里只有一张旧桌子，母亲白天织布，晚上摸黑给他做饭，时常叮嘱一句：“读书要争气，咱家穷也不能认输。”这一切，在1930年夏天戛然而止。那年7月20日，毛主席、朱老总率红军攻克永丰县城，金如柏毅然投身队伍。临走前，他的母亲拉着衣角哭得几乎说不出话，只留下一句：“你走了，家里没人了。”后来的自传里，金如柏写下：“闹革命就没有家！”那一刻，他的家与乡土被远远抛在了身后。

金如柏离家那天，村里人都看着，没人敢多说话。等他走后，母亲被冠上“土匪婆”的罪名，被赶出家门，靠讨饭维生，两只眼睛最终熬坏了。有人在地方志里记过，那些年永丰的风雨特别多，村里人说是老天也在哭。金如柏一走就是20年，风餐露宿，最苦的还是长征。长征路上，他因体力不支倒在路边，战友喊了他一声才醒来。那一刻，他对身边人说：“你们放心，我就是死，也要死在队伍里。”队伍里的人都记得，他从不喊苦，哪怕夜里冻得牙齿打颤，也只是把帽檐拉低，不让战友看见。枪林弹雨间，他一步步熬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里的少将。

新中国成立，金如柏被调到云南。云南边境千头万绪，清匪、土地改革，事事都要人操心。个旧至金平的国防公路，那段路很多地方马都走不动，他骑着一匹小矮马，亲自下工地，跟工人们一起吃饭、搬石头，现场解决难题。有人回忆那几年，工地伙食没啥油水，金如柏来了也是和大家一个锅，吃的只是加了点辣子的干饭。他和干部讲：“要是干部都只在办公室看文件，这路就修不出来。”西南局后来专门表扬他，工人们在茶馆闲聊，常说“那个金院长，够硬气”。《云南地方志》里写过，那些年国防公路的竣工，给边地带来了不少新气象。

共和国成立后，勋章评定极严。一级勋章远比军衔评定更难，许多上将、中将都未能获得三枚一级勋章。全国众多开国将领，能拿到三枚的少将只有16人，金如柏就是其中之一。军区里流传着一句话：“金如柏，三枚一级，硬得像铁。”他一生没有张扬，勋章收在抽屉里，平时不轻易拿出来。1955 年南京军区调整时，许世友就任司令员，金如柏的名字也在文件里出现。南京城里的老人常说，那阵子军车、军人比往年多了，军营的训练口号时常能听到“为国为民”，有的墙根至今还有当年战士写的粉笔字。

1965年6月，金如柏调任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日子刚平稳，“文革”骤然到来。金如柏被诬陷为“贺龙死党”，被关押多年。1967年8月，他所有职务被撤。狱中，体重掉到不足90斤，身边人劝他给江青写信求饶，他只是摇头：“我就是一辈子不解放也不写这个信。”牢里一日三餐，只有稀粥和一点咸菜，他常用小勺慢慢搅着，吃完也不吭声。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后，曾找金如柏谈话。他闭口不提自己的苦难，只谈“文革”以来军队存在的问题。小平同志后来感叹：“金如柏是个大好人。”这一句话在军区里传开，很多人都点头称是。

晚年的金如柏，依旧宝刀未老。身子骨已不如当年，但他坚持亲自到所属单位调研。有人劝他：“金院长，您身体不好，可以在家办公。”他却说：“上班就要到办公室，不然不叫上班！”每次做报告、讲话，稿子都要自己亲手写。属下讲，金院长的字迹不算漂亮，但每个字都写得特别工整，像是用力刻出来的。办公室的窗台上，总放着一杯温茶，金如柏写稿子累了会喝一口，继续伏案，一直到夜里十点才收工。

对待子女，金如柏也极其严格。1972年，金家第五子金一南参军入伍。六姐弟里，金一南小时并未享受过父辈的荫庇。“文革”后，父亲被关押，他也被打成“黑帮子女”，只能到小工厂做工。1972年参军，部队领导看他表现好，准备提干。金一南给父亲写信，以为能得到称赞，谁知金如柏回信说：“好好当兵，从基层干起。”金一南一开始不明白父亲的苦心，后来金如柏又补了一句：“你当兵没满1年，时间还是太短了。只有从基层干起，你才能做到真正了解军队。”直到金如柏去世时，金一南还只是营职干部，从没沾过什么父亲的光。

1984年3月27日，金如柏因重病去世，享年75岁。最后一段日子，他仍在为单位写报告，窗台上的茶杯一天换三次，稿纸摞得很高。那年春天，南京的老茶馆老板偶尔会说一句：“有些事过去了，再想也没啥用。”多年以后，金一明、金一南兄弟继承父志，一直在部队磨砺，终于在2006年前后分别获授少将军衔。南京军区的旧档案里，三个人的名字并排写着，成了不少后辈茶余饭后的谈资。

金如柏的勋章后来被家人收藏，抽屉里还留着他最早的手稿和那支用秃了的旧钢笔。每到春天，家门口的老槐树发芽，院子里头偶尔能听见金家的小孙子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吵吵嚷嚷，像极了当年金如柏少年时的模样。